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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沫若逝世四十周年:“我不想呆在两三千年前”

  因写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被国民政府通缉,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日本宪兵和警察厅的监视下,他开始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研究,并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按语:6月12日,是郭沫若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刊发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李斌的文章,讲述少为人知的郭沫若与左联东京分盟的故事,以兹纪念。

  因写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被国民政府通缉,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日本宪兵和警察厅的监视下,他开始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研究,并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就在郭沫若潜心于殷周古文字研究之际,留日的左翼文化人开始建立组织,邀请郭沫若参加相关活动。1933年9月,林焕平、陈一言、魏晋等一批年轻的左联盟员来到东京,与留在东京的左联盟员孟式钧等人一起,于1934年春将东京左联恢复了起来。他们出版刊物,组织各种座谈会,并请郭沫若指导他们的活动,郭沫若十分乐意,积极地参加了一些活动。他集中写作了一批文论、小说,曾经异军突起、引领风骚的郭沫若又重新回归到左翼文坛。

  1934年3月,林焕平、陈子谷、欧阳凡海等左翼青年发起成立东流文艺社,决定创办《东流》月刊,出版《东流丛书》。刊物需要出版,林焕平等人首先想到的是找郭沫若帮忙。8月7日一早,林焕平一行三人去市川找郭沫若,到郭沫若家里后,发现郭沫若并不在家。帮着看家的森老人告诉林焕平等人,郭沫若夫妇带着孩子们去千叶海边过暑假了。市川到千叶有半天的车程。林焕平等人赶在午饭时分到了千叶找到郭沫若。他们说想出一种文学杂志,希望郭沫若帮忙在上海介绍出版社。郭沫若满口答应,还留他们吃了一只鸡。10日,郭沫若休假结束回到市川,立即把《东流》介绍给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该公司同意负责印刷发行《东流》,但不付稿酬。当月,《东流》月刊创刊号就出版了。《东流》月刊以发表短篇小说创作、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日本、苏联的文学作品为主。主要作者包括张天虚、丘东平等人。

  郭沫若为《东流》月刊撰写了不少稿件。1935年5月,东流社的两位编辑到郭沫若家里,要求他为刊物写一篇“申包胥哭秦”的“历史小品”。郭沫若略作考虑后回答:这个主题自己不擅长,他想写《贾长沙痛哭》。他还将小说将要用到的材料、时代和具体的结构告诉了两位编辑。两位编辑十分高兴。当晚,郭沫若就写出了《贾长沙痛哭》,后来发表在《东流》月刊第3卷第1期。郭沫若通过贾谊教梁王骑射表达了他对文人从政的积极态度。但贾谊失败了,郭沫若有种深深的悲剧感。

  东流文艺社也出版图书,《东流》编辑陈子谷的诗集《宇宙之歌》作为“东流丛书”出版后,送给郭沫若批评。郭沫若给陈子谷写了两封信,以《关于诗的问题》发表在《杂文》月刊上。郭沫若强调:“诗歌还是应该让它和音乐结合起来;更加上大众朗诵的限制,则诗歌应当是表现大众情绪的形象的结晶。要有韵才能诵。要简而短,才能接近大众。”“好诗大抵有韵脚,但也不必一定有韵脚”。“长诗自然也应该有,但要有真切的情感和魄力,不然大抵出于堆砌,会没落于文字的游戏。长诗也有限制,过长的叙事诗,我可以决绝地说一句,那完全是时代错误。那就是所谓看的诗,早就让位给小说去了。”

  “东流丛书”要出版张天虚的《铁轮》,郭沫若特意写了《序言》:“天虚这部《铁轮》,对于目前在上海市场上泛滥着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默小品,是一个烧荑弹式的抗议。”“不要再假装幽默了,不要再苟安于偷懒怕难的小摆设了,你们把你们的被禁压了的欲望向积极方面发展吧。譬如天虚的这部《铁轮》,虽然是对于你们的一个无言的抗议,然而也是对于你们的一个对症的药方。你们请把你们的被禁压了的社会欲望向更宏大的分野里去展开,升华而为宏大的硕果。你们的抑郁被扫荡,社会的抑郁也可因而被扫荡,这正是救己救人的大事业。”这篇序言针对文坛时弊,弘扬了正气。

  1935年,左联东京分盟创办《杂文》杂志。“杂文”二字是鲁迅给起的名儿、题的字。郭沫若特意为创刊号写作了《阿活乐脱儿》。“阿活乐脱儿”是北美热带的两栖动物,由于导致其两栖蜕变的甲状腺精分泌不足,它本来只有在水中生活的蝌蚪时代,没有生活在陆地上的青蛙时代。人们发现了这一秘密后,便用人工注射甲状腺精的方法,使它从水中生活转变到了陆上生活。杂文是一种经过演变而被赋予新生命的文体。当时文坛上有人对杂文不屑一顾,甚至讽刺它是艺术的没落。郭沫若这篇文章是对杂文的赞许,也是对《杂文》的支持。

  《杂文》创办后,每期都向郭沫若征稿。编者到郭沫若家里为第二期索稿,立等便要。郭沫若请他们在客间等候,迅速写成《孔夫子吃饭》,这篇小说取材于《吕氏春秋》,讲述被围困在陈蔡之间的孔子与他的弟子绝粮七日的故事。孔子在颜回讨粮、煮饭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私、猜疑、妒忌、虚伪等特点,与郭沫若历史研究中呈现出来的孔子形象不同。当时,蒋介石为配合其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提倡“新生活运动”,神话孔子。郭沫若强调:“孔子也还是人,过分的庄严化觉得是有点违背真实。”这篇小说是故意要将孔子作为人的弱点给披露出来,针对的正是“新生活运动”这股逆流。

  此后,郭沫若还在《杂文》《质文》《文海》等刊物发表《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等历史小说,后结集为《豕蹄》交给陈子谷等年轻人创办的不二书店出版。这本书之所以取名“豕蹄”,“是因为本书所收的东西都是取材于史事而形式有点像法国的空托(Conte),我起初便想命名之为史题空托。但觉得四字题太累赘,便想缩短为史题,又想音变为史蒂。最后因为想到要把这个集子献给我的一位朋友,一匹可尊敬的蚂蚁,于是由这蚂蚁的联想,便决心采用了目前的这个名目豕蹄。”郭沫若在《序言》中还说:“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努力是很不够的。我自己本来是有点历史癖和考证癖的人,在这个集子之前我也做过一些以史事为题材的东西,但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他会知道我始终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的。我是利用我的一点科学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

  在初版本《豕蹄》的《序言》之后,是一首《献诗给C.F.》。“C.F.”即成仿吾。当时,成仿吾参加了长征,翻过雪山草地前往陕北,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郭沫若虽然蛰伏在海外,但他随时关心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关心着成仿吾、李一氓等参加长征的老朋友的安危。在这首诗中,郭沫若将成仿吾等人比喻成一大群蚂蚁。他看重的是蚂蚁的牺牲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观念。

  在南昌起义撤退途中所写的政治小说《一只手》中,郭沫若借小说人物的口吻说:“要想成就大业,不牺牲是没有办法的。你听见过那蚂蚁子过河的话没有?听说有甚么地方的蚂蚁子要搬家,路上遇着一条小小的河,那领头的蚂蚁子便跳下河去。一个跳下去,两个跳下去,三个跳下去,接接连连地都跳下去。跳下去的不用说是淹死了,牺牲了。但是,它们的尸首便在小河上浮成一道桥,其余的蚂蚁子便都踏着桥渡过河去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些跳河的蚂蚁的啦。”要是有机会,郭沫若为了中国人民,何尝不愿意成为一只让同伴们踏着渡到彼岸的蚂蚁呢?这年年底,郁达夫到东京,谈起报纸上所传的成仿吾的死耗。郭沫若虽然不相信,但还是引起了对成仿吾的无尽思念。他写了一首长诗《怀C.F.》,这首诗不仅表达了对老朋友的诚挚的思念,也是对中国革命的魂牵梦绕,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却是郭沫若30年代最好的新诗。他没有在军旗下作为一名战士参加伟大的长征,他是多么的焦愤和忏愧啊。

  郭沫若很关注《杂文》,几乎每期都要仔细看。他注意到了刊物上有个“秀沅”的作者擅长写诗,就打听这个作者是谁。魏猛克告诉了笔名“秀沅”的臧云远,并拉着他去找郭沫若。郭沫若的书桌上摆着12册甲骨文金文著作。他笑着对魏猛克等人说:“要不是你们办刊物,来约我写写文艺文章,也许我还是呆在两三千年前呢。”他们谈《女神》时代的新诗,臧云远诚恳地说,“当时北平的几位诗人写的诗,虽然用了口语白话,但读起来,还是旧词的味儿。只有读了先生的诗,才完全是新的思想天地,新的艺术境界。”郭沫若高兴地回忆起当时给《时事新报》投稿的情况。

  在跟魏猛克等人的交流中,郭沫若还谈到了他几年前写的一篇10万字的小说《克拉凡左的骑士》,这篇小说是歌颂北伐战争中的一位女战士的。不久《质文》社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纷纷要求看郭沫若的原稿,看后强烈要求郭沫若将稿子交给《质文》发表。郭沫若同意了。但小说只发表了前五节,还不及全篇四分之一,《质文》就停刊了。后来这部小说又在上海的《绸缪》发表过部分内容,但也没有刊载完。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将原稿随身带回国,离开上海时托交一位朋友保管,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回到上海,当问及稿件时,这位朋友却记不得了,大概是在战乱中丢失了吧。

  《克拉凡左的骑士》中的白秋烈是以瞿秋白为原型塑造的。在小说中,以郭沫若本人为原型的马杰民和白秋烈等人在1927年5月大瓶喝着白兰地,讨论着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日本和土耳其的道路。郭沫若将对瞿秋白的思念,借着小说表达了出来。而瞿秋白在1935年5月22日也给郭沫若写了一封深情的长信,信中说:“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这封信写好后不到一个月,瞿秋白就英勇就义了。他就义前把这封信给了倾向进步的军医陈炎冰,陈炎冰因为不久要去澳门探亲,将信件请王廷俊保存。王廷俊担心有所闪失,就利用经过南京的机会挂号寄给在美国的柳无垢。柳无垢交给了她的父亲柳亚子。柳亚子设法交给郭沫若时,已经是抗战时期了。20多年后的1959年,方去疾等人合作刻、编了《瞿秋白笔名印谱》,郭沫若题了一首七绝:“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瞿秋白的思念和崇敬,两人的革命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杂文》出版第3号后被查禁,主持者想换个名字继续出版。郭沫若提议:“就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大家都赞成这个名字,请郭沫若为刊物题了字,第4号起就以《质文》为刊名继续出版。

  鲁迅给杂文社写信,希望左翼文艺加强团结,并说:看见郭先生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但也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郭先生如能比较长时间地公开出来写文章,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魏猛克给鲁迅写信,请他主动给郭沫若写信。鲁迅给郭沫若写了信,赞赏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成就。郭沫若看到魏猛克转来的鲁迅的信,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收到信后马上就给鲁迅回了信。不久鲁迅又给郭沫若写了信。两位新文坛的旗手虽然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为了左翼文艺的发展,他们握起手来了。

  青年作家邢桐华和臧云远去郭沫若家拜访。郭沫若给臧云远修改诗歌,邢桐华就找安娜夫人聊天。当郭沫若得知邢桐华学过俄文后,就对邢桐华说:“《战争与和平》我不想再译下去了。我只从日文参照德文来翻,你从俄文原著翻下去吧。”1925年底郭沫若在上海时,瞿秋白来拜访他,建议他翻译《战争与和平》,郭沫若同意了。1930-1931年间,郭沫若应文艺书局之邀翻译这部著作。郭沫若不懂俄文,用的是德文的译本,并参校了英译本和日译本。

  1931年,郭沫若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出版了第一册。当郭沫若翻译到一半的时候,书店营业不善,不能继续出版。郭沫若交到书局未出版部分,后来也遗失了。他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如今他郑重委托邢桐华来翻译,并将自己手中有关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的资料送给邢桐华,还特意在杂志上刊出广告推介,但邢桐华尚未着手,就被日本警察抓去关了几天,然后被驱逐回国,翻译的事也就搁浅了。40年代,高地参考郭译的《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翻译了全书,表示愿意跟郭沫若联名出版。郭沫若答应了,却在《序》中谦虚地说:“我在这次的全译上丝毫也没有尽过点力量,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努力的结晶。”

  1935年,质文社决定刊行文艺理论丛书,翻译介绍文艺理论著作。为了扩大丛书影响,主持者特意邀请郭沫若从日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郭沫若接到任务后,发现这是《神圣家族》的后半段,于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列为文艺理论丛书第一册出版。

  1935年10月5日,在一些左翼青年的组织下,由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出面邀请,郭沫若来到位于神田保町的青年会礼堂作题为《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演讲。

  他身穿旧的藏青色哔叽西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微笑着走上讲台,显得安静而又慈祥。他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从中国流到日本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在日本收到了很大的成功。”“从日本流到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结果没有十分的表现,似乎是失败了。”

  在分析了原因之后,他强调说:“这几百年间中国人的脑筋是睡着的。到近来一醒来看时,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发展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就竭力地追也追不上了。”但是,中国人用不着悲观,“中国民族确是优秀的民族”,“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利用我们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正在演讲的时候,有几位蓝衣社成员突然狂喊“打倒郭沫若”,往台上抛掷苹果和梨子。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杨凡、朱洁夫等人掩护在郭沫若周围,张天虚等人领头喊“捉特务”。那几位蓝衣社成员见寡不敌众,只好逃走了。几天后,郭沫若写了两句打油诗:“权宜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潘安即潘岳,字安仁,是晋代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写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刘孝标注引《语林》说:“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郭沫若用“掷果盈车”的典故,显得淡然而幽默。

  不久后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郭沫若跟国内文坛的联系更加紧密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投身于抗战的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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