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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说郭沫若是无耻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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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郭沫若为人所诟病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气节,人们常常用“铁骨铮铮郭沫若”来反讽他是一个软骨头,见风使舵。为了自身的利益,郭沫若不断变换立场,游走于几大势力之间。

  2、郭沫若的卖友求荣也是人尽皆知的,因为他出卖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他曾邀鲁迅和他一起抨击旧社会,在鲁迅同意后,他立刻在自己主办的另两本刊物上发文抨击鲁迅,言语极尽刻薄恶毒,实打实的背后捅刀子,鲁迅因这事儿很是受伤,只得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3、郭沫若在生活作风上也很有问题,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一夫一妻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但是郭沫若是走到哪就祸害哪里的女人。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首先是见风使舵。郭沫若本来是信仰,可是他的信仰却不像是真的,由于他在和两派之间游走,不会在需求帮助的时分支援,而更多的确实倾向,又一次蒋介石在南京而周恩来在上海,郭沫若自动前往南京想要访问蒋介石,却对周总理没有什么表态。

  而郭沫若无耻文人的第二点体现在卖友求荣上。郭沫若拜见南昌起义却没有成功,就约请鲁迅和他一起抨击旧社会,鲁迅赞同了,而且建议从头兴办“发明周报”,可是后来郭沫若却发表了一系列的观念来攻击鲁迅。

  第三个体现郭沫若无耻文人的性格是好色脆弱。郭沫若的首次婚姻是爸爸妈妈筹办的,尽管郭沫若对立,可是却没有离婚,张琼华等同于守了一辈子的活寡。而郭沫若却在新婚的情况下和一个日本女子同居。郭沫若甚至由于过分风流染上了性病。

  这些标签打在郭沫若身上,即便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也摆脱不了一个无耻文人的形象。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

  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

  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郭沫若为人所诟病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气节,人们常常用“铁骨铮铮郭沫若”来反讽他是一个软骨头,见风使舵。为了自身的利益,郭沫若不断变换立场,游走于几大势力之间。谁得势就依附谁、吹捧谁,谁失势就脱离谁、贬低谁。堪称墙头草之典范。

  在汪蒋对立的时候,因为初期汪占据民心,势头更强盛,所以郭沫若就写文章骂蒋来讨好汪,后来汪蒋言和,郭沫若无容身之地,只得跑到日本躲了十年。回国后的郭沫若又开始写文章吹捧蒋,希望蒋原谅他,并表示效忠,不过蒋失势后,郭沫若很快便反转了阵营。

  郭沫若的卖友求荣也是人尽皆知的,因为他出卖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他曾邀鲁迅和他一起抨击旧社会,在鲁迅同意后,他立刻在自己主办的另两本刊物上发文抨击鲁迅,言语极尽刻薄恶毒,实打实的背后捅刀子,鲁迅因这事儿很是受伤,只得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建国后,因为鲁迅声望很高,郭沫若又开始说自己和鲁迅是至交好友,细数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郭沫若在生活作风上也很有问题,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一夫一妻制,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但是郭沫若是走到哪就祸害哪里的女人。不仅祸害良家女子,他还跟风尘女子厮混,导致染上那种病,还传染给了自己的第二位夫人郭安娜。

  如果说才子本风流,好色滥情一点还勉强能圆过去的话,那么抛妻弃子、不负责任则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圆过去了。郭沫若可以说是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弃一个。

  他的原配夫人张琼华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是郭沫若也与其有夫妻之实,但在结婚后五天郭沫若就抛弃了她,独自离开,使得张琼华守了68年的活寡,在那个比较封建的年代,如果他思想真的开明,为什么不休妻而让一个女人为他白白耗费68年时光?

  第二个夫人是郭安娜,是郭沫若在日本漂泊时候的妻子,在为郭沫若生下四男二女之后,郭安娜和孩子都被抛弃在日本,等郭安娜千辛万苦找到郭沫若的时候,他已经跟第三任妻子于立群结婚,而于立群是郭沫若曾经的情人于立忱的妹妹,于立忱被郭沫若抛弃后选择了自杀。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史记)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

  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成变异,而气管炎或气管枝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

  所有关于秦始皇是个丑八怪的文章,源头只有一个,就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因为投合了一部分观众的猎奇心理和另一部分文人的职业心理,被转抄甚广,转抄者除了抬出郭大师的名头外,就是说“根据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或者“根据时人魏缭的观察。”

  郭大师此时的谩骂嬴政,与他改朝换代后的歌颂嬴政,真正的对象都非嬴政本人,正如他的捧小平,骂小平,捧,骂的诸篇名作一样,只是技巧高明的大字报而已。学术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

  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他用自己是实际行动让我懂得了何为阿谀奉承 不惜自我人格毁灭也要诠释何为马屁文人 极尽丑态 道德沦丧 我想如今他在地狱 毛毛必会抚摸着他的头 微笑着扔块骨头给他 正所谓好狗一世难求嘛

  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那个时代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文人操守、气节可言的无耻小人,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郭沫若通过《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76年他写《水调歌头》批邓,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把骂得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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