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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何一直坚持“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 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

  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可称道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他也是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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