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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和东亚的更是世界的

  ——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纪要

  今天很高兴参加《梁启超全集》的出版座谈会,同时大家也一起来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梁启超是一个世纪前中国重要的改革家、探索者,为了国家兴盛,不再受外来欺负,他到处奔走,苦心孤诣,写了很多精彩文章,他的一生是传奇的。回想90年前,1929年1月19日,他56岁时不幸英年早逝,如今的中年干部,到这个年纪还正好是提拔的时候。他二十四五岁时,就成了“戊戌变法”的主要骨干,而这只是现在硕士毕业生的年龄。

  说到改革、改革家,晚清的洋务运动里,主事者没有谁明确提出“改革”一词。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徒发起“维新”,才提出要“大变,全变”,也就是后来讲的“改革”。今天大家都在谈“改革”,谈“改革开放四十年”,追根溯源,可从康梁开始。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运动让中国上至精英分子,下至各阶层民众,得到初步的思想启蒙。“戊戌变法”以后,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势,有了很大的改变,有要坚持变法的,有要搞立宪的,还有就是要激进发动革命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民国创建,梁启超审时度势,迅速改变政治立场,积极捍卫新生的共和国。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梁启超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发表),像是扔给袁世凯的一枚炸弹。他与蔡锷师徒分工,蔡氏统率军队出师反袁,而梁任公这篇雄文的舆论冲击力,时人有评论说“相当于十万大军”。袁世凯复辟失败,梁启超成了保卫民国的功臣,他加入新一届的北洋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但不久这个政府的表现也让他“看不惯”,他不想同流合污,乃公开发表声明“辞官”。

  一战结束后,梁启超决定“欧游”考察。他要考察什么呢?他认为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大战,揭示了欧洲经济、文化和社会正在走向衰落,中国要富强,不能全盘学西方,要另外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那时候,恰逢中国酝酿成立,梁氏信念不同,对中国未来走向何方,也有自己的设想。但两方作为民族精英和爱国主义者,决心追求中国自立于世界、富强和谐的目标,还是大体一致的。

  我个人想,梁启超若地下有知,他的子孙后人以及政治、文化思想的继承者,成功抵御了外来各方势力的侵略和围攻,国家独立、国富民强,一天天取得骄人的进步,特别是广大民众能安居乐业,他一定会感到宽慰的。

  今天是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又是《梁启超全集》的出版座谈会,我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很清楚中外近代史学界一直在关心这套《全集》的面世。我之前已听说过,“文革”以后,即20世纪80年代初,汤志钧先生着手主持《全集》的编纂。我也知道,中华书局历年来为这个项目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函札通信,后来编纂工作组因故解散,没法继续。

  前些年(90年代)我在上海见到汤先生,了解了《全集》编纂的近况。梁启超各种文集编出来的不少,但没有一种所收集和整理的文本,有这套《全集》那么多、那么全。汤志钧先生以及今天与会的公子汤仁泽,从数十年前各种公开出版的刊物,以及多个稀有渠道,收集梁启超文稿和公私信札,一篇篇校对整理。我印象中,不同时期的《全集》稿本,汤志钧先生前后写过三个序言,分别是1983年、2011年及最近的2017年,从中能感受到汤氏父子30余年来辛苦编集的不易。

  近年来,国家有钱了,能够有力资助《全集》这样价值重大的学术著作出版了,我们不要错过这大好的春风。同时应当对汤志钧先生数十年来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过去一直研究康、梁,才有这方面丰富的经验和积累,成就这么一件大事业。请仁泽兄回上海面达我们的敬意。

  《梁启超全集》能纳入“清史丛刊”得以顺利出版,这也是我们国家清史编纂的重大成就,负责清史编纂工程的戴逸先生对此可谓功不可没,汤、戴两位长者理应得到大家的敬意。

  梁启超一生为政为学,清末民初独领风骚数十年,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术、文化诸多方面,特别是我们史学界重视的“新史学”建设上起到的作用,不是我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现在读《梁启超全集》,让我们学界中人,能更深入地学习体会,梁启超思想上的博大精深、先行一步。

  我个人相信,梁启超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近代的精英,是20世纪初前后至少两代中国青年文化成长的重要引路人。在那段外有中西冲突、内有国家动荡的艰难岁月里,身处其中的中国青年人,如何树立自己新的人生观?这次《梁启超全集》出版,可以说是一件时代盛事,而汤志钧先生以30余年之力,终于修成正果,可喜可贺。

  谈到梁启超这位人杰,我非常感慨:他一生只活了五十六岁,我也算是个文人,已满八十了,而写出来的东西,无论数量和质量,跟梁先生比的确是十分惭愧。当然我们这一代人真没什么好好读书、研究的机缘,环境不一样,“天数”不如人,努力更不如人。

  梁先生的思想总是走在现实潮流前面,他非常敏锐,所以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冲击社会。有学界同仁评价说,这套《全集》是目前搜集梁启超文稿资料“最全”的,我浏览并粗略统计过,《全集》内共收入梁任公信函1350通左右,可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全集”都不全。联想到我参与过《胡适全集》的编辑,胡氏一生有三个阶段的信函记录,经推算他每天平均写出两封信左右。梁任公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日常工作、交际很多,他的书信来往频率,应不亚于胡适,而他比胡少活了十五年。

  关于梁任公的书信,胡适曾说过:那非常值得保存的,因为任公书法上佳,且又“纸精墨好”。由此我想到,仍未收入此次《全集》里的梁氏信函,如何继续“收全”?

  最大的问题是近一百年过去了,任公的来往书信,应该还有珍贵手稿遗存,散布在五湖四海的至少四五代人手里。我有个建议,《全集》编纂的主办单位,应该继续去设法收集。

  谈到任公与胡适的对比,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大约十年前吧,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梁启超研究的学术会议,我到会发言。记得我那时候说,近代史上,梁启超、胡适两人都强力主张“中西结合”,向西方学习,胡适先生留美海归,对西化了解得较深、较透,主张更细致、更多样,而梁任公,则更多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去选择、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

  从20世纪中后期我们的国家及社会变化的实际轨迹来看,任公和胡适各自的主张,哪个更是国人更加需要的呢?深入观察两人一生的奋斗,任公坚持的原则,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是不是更容易让大多数民众更能接受?就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任公对家庭和子女的指引、教育来说,我觉得更好一点:他以中西文化、思想结合来熏陶、指导儿孙辈,“一门三院士”的传奇,是出在同一代人,这在中外历史上有名的家庭里,都很难复制。我想,这一定跟他的独到的教育方式和育才理念有关。

  十几年前,吴荔明女士(按:梁启超外孙女,杨念群教授之母)写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出版后送我一本,书中的文笔、内容都生动传神,亲切可读。我自己掏钱买了十几本送朋友,因为它值得我们分享。

  在我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视野中,梁启超是一位“东西文化的调适者”。二十多年前(1993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叫《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那是我求学北美时的一项学术成果,也是我提出上述判断的源头。

  梁启超越来越受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海外学者关注,他们对近期《梁启超全集》的出版也很留心。十多年前(2003年),我有幸参加由南开大学、天津古籍出版社等机构合办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法国女学者巴斯蒂教授,就提问过《全集》的出版进度。

  为什么呢?这说明,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的梁启超,也是世界的梁启超,他一生足迹遍及世界上很多地方,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成功,其间的十多年,他先是流亡日本,后来又去过澳洲、美国,还到过日据下的台湾。一战结束后,1919年初他启程“欧游”,又因热心国事而关切“巴黎和会”,涉入“五四运动”。他的欧洲之行,本不专为和会谈判而来,而是希望借此向中国国内广泛介绍最先进的西方思想和社会状况,引导同胞更快走向世界。也正因为这次难得的周游经历,使他的不凡人生、学术成就和政治影响,越出中国本土之外,与他有关的种种史料,也能在世界各地找到。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通过对民族主义思想的了解,将这种现代思潮翻译转介至中国国内。我们通常会说“东亚世界的梁启超”,当时整个东亚都深受梁任公思想的影响,日本之外,韩国也是。我曾见过一位韩国学者,送我一本梁启超作品《自由书》(1899~1901年发表)的韩译本,当年的韩国报刊对梁任公作品有很多韩文翻译,越南人的本国文字翻译也不少。

  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召集有关梁启超的共同研究项目,前后费时四年,论文结集成《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不少反响。

  狭间直树又组织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日本学者,前后花了十多年,把中国学者丁文江20世纪30年代早期主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译成日文,供日本学界研究参考。最近听说这部在中国史学界极受重视的《长编》的日文本,将再翻译成中文。日本学者治学非常严谨细致,他们把《长编》翻成日文时,又做了非常细致的资料考证,加进相当多的注释,有些说法在中文版里淡淡一带而过,而日文版的注释,对研究梁启超和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梁启超的重要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一共有五个日文译本,旅美史学家徐中约也有一个英文译本。不但是东亚世界,有一次我到大英博物馆翻检资料,找到了“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发表的名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英文版,由此可以推测他的思想和言论,西方人也会密切关注。2005年我在天津再次见到李喜所教授,前述2003年关于梁启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就是主持人。他告知我天津古籍出版社将接手编纂《梁启超全集》的计划,我很快就把这个英文本寄给他,可惜这次出版合作,最后又未能成事。

  我是今天会上来自台湾的唯一一位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人,我想介绍一下台湾学界几十年来对梁任公研究的取向。

  在这种氛围下,我的老师张朋园(按:曾任中研院历史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写了两本关于梁启超的书,第一本《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还算顺利面世,第二本《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因触及宿怨,出不了。经过几番波折,才由陶希圣先生的食货出版社印行。曾任中研院近史所的张玉法先生,也写了《清季的立宪团体》《民国初年的政党》这两本涉及到梁启超政治活动的专著。

  我常常会想起梁任公说过的一句话“缘起不灭”。这次《梁启超全集》出版,可能正是透过这个难得“因缘”,给中国正在进行的启蒙大事业,再做出一番功业吧。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梁启超外曾孙)

  今天是梁任公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老中青三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共聚一堂,庆贺《梁启超全集》的出版。在座的都是专家,会前一起对会议主题取得了共识:“启蒙先驱,文化巨擘”。任公确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也是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富有创建的文化巨人。

  作为任公先生的后人,我个人对他的评价是:中国现代人格的塑造者。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一个世纪以前他提出的“新民说”,是对日后一代代中国民众非常准确的预期和要求。

  《梁启超全集》此次出版,也让我们更全面理解地这一点。

  今天的会议上,我们首先要向两位前辈,汤志钧先生和戴逸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汤先生耗费三十余年的宝贵精力和体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着手筹备,直到去年终于完成了这项巨大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工程。他老人家年过九旬,远行不便,就委托他的公子,也就是一直协助编纂《全集》的汤仁泽研究员,特地从上海赶来。第二位是国家清史委主任戴逸老师,同样年届九十的戴老师,全面主持庞大的清史编纂主体工程,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研究资料。而《梁启超全集》项目,又是整个清史编纂工程的典范,它的顺利出版,凝聚着戴先生、汤先生及在座及以各种形式参与的众多学者、出版界朋友的心血。

  各位与会的前辈及中生代、青年一代学者,或是清史研究的权威,或是活力十足的后继者。《梁启超全集》顺利出版的今天,相信大家都会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同时在梁任公辞世九十周年的纪念日之际,缅怀他为中国近代改革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做出的一切积极奋斗和有益贡献。

  本纪要是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2019年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纪念梁启超会议活动现场部分学者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刊发文稿未经各位学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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