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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9日,一位仅仅二十四岁的广东年轻人,受命主持刚刚创办的上海《时务报》笔政,宣传维新,主张变法。

  此时距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过去还不满一年半。离将要发生的“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也不到两年了。

  时人有几个能预料,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这位乡野神童、一介书生,能借手中健笔,并很大程度上以报人身份,在动荡的20世纪初前后,深深介入并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进程?

  今年是梁任公逝世(1929年1月19日)九十周年,我们不妨再来讲讲他传奇的“报人生涯”,以表达对杰出前辈的追思和纪念。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眼前,康有为趁着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举子请愿。接着,又在北京、上海设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身为康有为弟子及其变法活动得力助手的梁启超,积极参与其中。

  “维新”,是“维”资本主义之“新”,“改”封建主义之“旧”。当年,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就要学习西方,讲求西学。早在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入京会试,返回广东途经上海时,购得晚清名臣、史地学家徐继畲所著的《瀛寰志略》一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又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眼界顿开。

  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时,梁启超听康讲过“西学之梗概,自是决意舍去旧学”。他读的翻译本西书多了,等到主持《时务报》,便写出《西学书目表》,说日本之所以“翻然而悟,奋然而兴”,是由于“既受俄、德、美劲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为之,遂有今日”。

  合作创办《时务报》的,是知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与维新派政论家汪康年。他们又请来文风犀利、声名渐起的梁启超任主笔,因而影响大、销路广。

  《时务报》虽在上海租界内发行,却时时遭遇清朝地方官府的干预。实际持股该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往往不满意梁启超在报上发表的变法言论过于激烈,而担任该报经理的汪康年本身就是张之洞的幕僚,时受胁迫,跟梁启超难免闹矛盾。

  梁启超在《时务报》难以安身,他想去离自己家乡新会很近,而清政府难以控制的澳门办报。1896年冬,他到了澳门,在华商何穗田支持下,筹集资金,创立《广时务报》,以“开风气,广见闻”。定名为《广时务报》,有“推广”《时务报》,以及广东的《时务报》之意。

  《〈广时务报〉公启》刊登后,汪康年的友僚很有意见,对梁启超“兼领澳报”也看不顺眼:有的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有的说“不宜与《时务报》相连”。由于澳门《广时务报》主持笔政和写稿的,除梁启超外,也多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汪康年“畏祸”,反对《广时务报》的名称,梁氏不得已把报名改为《知新报》。

  1897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刊,梁启超写了《叙例》,说明版面分为“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表”“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诸栏。他发表了《说群》《说动》等论文多篇,《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也在《知新报》第五十五册刊出,痛陈“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都是因为中国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

  为什么人才乏绝?那都是由于“科举不变致之”。科举取士,不能取得人才,而层层考试,则使学子思想束缚,不明国事,“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之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为大忧哉!”他因此代表应试举人,上书皇帝:“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

  由于《知新报》在葡人管治下的澳门发行,每能登载内地报刊不敢登、没有登的文章和报道。如1898年4月发表的《保国会演说辞》:“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此时离“百日维新”发动只有两个月,使命在身的梁启超仍不忘对当时士大夫“消遣岁月,甘为游民”严加痛责。

  “戊戌政变”之后,内地宣传维新的报刊先后停办,只有《知新报》仍旧继续发行,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相互呼应,同为指责慈禧,批评清政府的重要刊物。

  梁启超的文字通俗易懂,言论激昂慷慨,说理深入浅出。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他“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之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在他主笔政时,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此后,《知新报》也风行海外。这情势让梁启超越发感到,要宣传变法,要开发民智,报章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加广泛、深远。

  1898年6月至9月,维新百日,最终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极度困窘之时,他首先考虑的还是重建宣传阵地,12月23日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叙例》中,梁说明要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所列四条宗旨,第一条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第二条是“增长支那人之学识”。自己远走海外,只有利用报刊教育国人了。

  《清议报》最初几册的论文,着重对发生不久的政变之述评,如《论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第一册)、《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第二册)、《政变原因答客难》(第四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第四册》等。第六册以后,侧重正面阐发其政治主张。有名的《戊戌变法记》也在该报陆续刊布。

  《清议报》主旨是“尊皇”。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但使皇上有复位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他还幻想“借友邦之力以抵制之”,集矢攻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说是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他着力宣传“尊皇”,以光绪皇帝为自古以来未有的圣人,认为中国的安危存亡都系于光绪一身。又专门写了《光绪圣德记》,说光绪帝是“舍位忘身而变法”“爱民忘位”的“圣君”。

  《清议报》“日日言尊皇”,但梁启超也深刻指出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认为“东西之国”之所以“浡然日兴”,中国之所以日益危机,是西方国家的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自己荣”,而“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民和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人人不自有其国”,那是很危险的。

  以上引述的这些言论,比戊戌政变之前更加激切,梁启超又以“维新志士”大名流亡海外,所以《清议报》传布很广,在华人舆论界领一时之风骚。

  1901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一百册出版,梁启超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他总结《清议报》的特色:一是倡民权,二是衍哲理,三是明朝局,四是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他希望《清议报》能使“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

  就在这一册出版后的第二天,清议报社失火,《清议报》也宣告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另在日本横滨续创《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起,改为每月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历时六年。1904年2月以后,报纸经常不能按期出版,一共出了九十六号。《新民丛报》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著有《革命逸史》的资深人冯自由的叔父),实为梁启超负责。报上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手笔。

  在《新民丛报》创刊号章程中,梁启超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是“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三是“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自创刊号起,一直登到1905年4月出版的第六十七号。其《叙言》中称:“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又云:“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饮冰室自由书》后来汇成单行本出版。

  《新民丛报》第一号起连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凡二十节,一直登到1906年1月6日出版的第七十二号,历时五年,后又出版单行本。

  什么叫做“新民”?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旧有的应创新,本无的则采补。处于当今各国竞争的时代,要救国图强,就不能保守,而应进取,吸收各国之长,“以补我所之未及”。中国文化灿烂,开化在希腊、罗马之前,汉、唐、元、明的文治武功,欧美各国都加称道。只因近世渐衰退,“优胜劣败”,国民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应该“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

  接着,他从公德、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旧传统的束缚下,国民品格存有亟待提高的问题。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益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等。要在新时代立足,必须与传统道德观念“奋起抗争”。

  《新民丛报》自1902年2月8日创刊,到1907年11月20日出版的第九十六号停刊,历时七年。在这七年中,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同盟会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展开,革命报刊的出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等等。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中,梁启超的文章,有时拉车向前,随潮流而上,有时也会不适应形势,甚至逆时代而动。这样,对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评价,也就并不一致。

  《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有过争论,梁启超也确曾写了一些与当时“革命形势”不相呼应的文章。但学术讨论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评价人物,不能“阿其所好”“为贤者讳”,也不能一笔抹杀,不计其余,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借《新民丛报》谈一谈众说纷纭的康梁关系。

  众所周知,梁启超受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人们常以“康、梁”并称,但他们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否则康有为就不会批评本来的得意弟子“流质善变”。当梁主编《清议报》时,屡屡登载康有为的诗文,连康氏早年的哲学著作都照发不已,《新民丛报》时期则不然。

  举例来说,1902年春,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发表,后合并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再次刊出。《新民丛报》初未刊登此作,直到同年9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六号,才将前一篇摘录,把标题也修改了。康有为在后一篇的手稿后面加上跋语:“此书当时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万木草堂学生)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之从印度之后也。”

  再说一句,《新民丛报》也发表了梁启超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特别是史学著作,如《新史学》《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都是流传久远、至今重印不止之文。

  《新民丛报》出版到最后两期,梁启超又在日本创办了《政论》,稍后发行了《国风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应考察宪政大臣载泽等奏请,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致函蒋智由(先后任《新民丛报》和《政论》主编):“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次年5月16日,梁写信给徐佛苏(任《新民丛报》撰述,维新派及立宪党人),设想“先组织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论社”。提出“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它不像《新民丛报》那样名目繁多,吸取广告,而以“政论”性文章为主,作为政闻社(由政论社改名而来)的机关报。

  《政论》创刊号,于1907年10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在东京出版。创刊号首载梁启超所拟《政闻社章程》表明:“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势力,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梁进一步抒述了自己的政见,认为“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具文”。说“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唯一表现就是“国会之有无”。

  1907年11月17日,政闻社开成立会,梁启超发表演说,在革命派冲击下,“不能终其言而去”。在《政论》第二号《政闻社开会纪事》一文中,将此篇演说词登出。1908年8月13日,清政府宣布查禁政闻社,《政论》随之停刊。

  1910年2月20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国风报》在上海发行,编辑兼发行人何国桢,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国风报》本想设在神户,因为“无资本,不得不委诸上海”。《国风报》第一期起,梁启超发表《说国风》上、中、下篇,认为“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国家之盛衰兴亡,孰有不从其风者”。他要“灌输世界之常识,以风人之旨”,“忠告政府”,“指导国民”,故以之名报。

  当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会请愿活动展开,《国风报》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立宪派召开国会请愿运动被阻,梁启超隔海与清政府抗争,说的是:

  谓今日中国以人们程度不足之故,无一人堪为政府官吏,则吾或无以为难。既有人堪为政府官吏,而独云无人堪为国会议员,此犹谓力足以奉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天下宁有是理。

  他又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首先要确立立宪团体,谓“盖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国风报》上,梁启超论述“立宪”以至“币制”等论文很多,是研究梁启超这时期政治活动的主要素材。

  《国风报》于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大约三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国命之兴替”那一动人心魄的时刻,终于不期而至。

  本文主要素材系《梁启超全集》主编汤志钧、汤仁泽提供,授权本报刊发,文稿由本报记者谭洪安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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