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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出版 汤氏父子36年的漫长跋涉

  汤志钧,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历史学家,戊戌变法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汤仁泽,1951年生,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图为汤志钧(右)、汤仁泽父子在“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特展上。

  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近代思想巨擘梁启超身故后,他的两套最重要的文集,皆由名为“志钧”者来完成,这个名字似乎暗示着完成这项艰难任务所需要的决心和毅力。

  《饮冰室合集》是梁启超离世后的90年里最全的梁氏文集,它的编者是梁启超生前挚友林志钧,这位富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与梁启超有着诸多相似的经历,诸如同为举人,留洋东瀛,担任北洋部长、清华导师,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梁启超生前将大批手稿托付给林志钧审定发表,终于在梁去世七年后,于1936年出版了85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

  新近出版的《梁启超全集》,则收录了目前发现的全部梁氏著述,包括各种著作、论文、小说、诗词、报刊文章、讲演稿、艺术、随笔、邮寄、信函,以及为别人写的序跋、墨字名、对联、题词等等,约1500万字。编者是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和他的儿子汤仁泽,从1982年立项到2018年面世,经过36年的漫长跋涉,这部全集终于竣工。

  汤志钧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祖上庄存与先生是清代今文经学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因为家学渊源,他自幼接受传统的经学训练,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史学大家。由经学而入史学,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汤志钧很早便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戊戌变法简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多部论著,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康、梁、章皆为经学家出身,尤其章太炎爱用古字、僻字,他的文章常被时人称为“天书”,连其学生鲁迅都曾表示读不懂他的文章,但因为汤志钧有良好的经学功底,觉得章氏文章“不算太难懂”,他编著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成为章学重要的研究资料。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也是用文言文写就,因为觉得“写文言舒服”。

  1982年,《梁启超全集》被列为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的一种,由中华书局具体承办,中华书局将编纂全集的重任委托给汤志钧。接受编辑任务后,汤志钧组织人力,搜集资料,标点校核,他刚大学毕业的汤仁泽也在此时参与进来。到1988年,完成了全书约四分之一,后因领导换届等多方面原因而中辍。

  此后,天津古籍出版社接力,欲出版《梁启超全集》,但漫长的工期和对经济效益的考量,还是让他们选择了放弃。编纂全集最终成为汤氏父子两人孤独的事业。汤志钧早已功成名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这件“为人作嫁衣”的工作,然而,正当壮年的汤仁泽却不得不在职称和全集中作取舍,他不忍看着年老体弱的父亲独自坚守而不顾,毅然选择帮助父亲完成宏愿。因而,直到退休,他仍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们的工作虽得到各方关注,海内外许多梁氏亲友和学人向他们赠送梁启超的手稿、札记,但一直未获任何资金支持,“一分钱课题费都没有”。牺牲个人写作时间和世俗名利,去做望不到头的编纂工作,恐怕也是受梁启超的作品和人格感召。

  汤仁泽在家里的一台缝纫机上校对了六年,汤志钧不无感慨地说,“这个东西我们搞了几十年,苦死了,搞得我儿子也苦死了。”直到2014年下半年,《梁启超文集》才终于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走出了数十年没有资助的困境。

  编纂文集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并不能算自己的著作,而且,编得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而稍有纰漏便会遭人唾骂,有过编纂经验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从收集文稿到考订、点校、编纂,每个字词都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陷阱,由繁体、异体变简体,补缺漏、正谬误,在海量繁复的故纸堆中校订考证,其间甘苦,唯有自知。《梁启超全集》是两代人三十载辛劳的结晶,但如同所有的作品一样,它同样需要等待时间来检验。

  新京报:一般而言,编纂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全集都是集体工程,由多人组成编委会,为何《梁启超全集》只有你们父子二人编纂?

  汤仁泽:毫无疑问,梁启超巨人式的学者、百科全书般的著述,搜集整理工作仅靠父子之力实在不易。胡跃生先生校注《梁启超家书校注本·跋》说:“6年浸淫于梁氏文字,派生出一个时常挥之不去的问题:何以许多三四流的学人都有精美全集出版,洋洋大观雄霸图书馆排排书架,而《梁启超全集》迟至近年才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得以重启?校注梁氏家书使我能理解天量的工作量,非数年可就、数人可成,但阅读梁启超却又使我耿耿于全集迟迟不见面世。”该书是2017年7月出版的,此时《梁启超全集》正在全面校订阶段。

  1983年,我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教,时间正好在父亲接手《梁启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因此,也参与了全集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黄绍海、齐国华、承载、胡申生、姜俊俊、汤仁济、唐文权、吴乾兑、张晓娟、吴嘉勋、朱永祥、周中民、李国俊、王知民、姜俊民等,任务是将刊载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庸言》《大中华杂志》《学艺》《解放》《改造》等刊物上的文章,抄写在300字的稿纸上,并添加标点和考证写作年代。

  《梁启超全集》原先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项目,后因领导换届、转制和书业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项目被压缩了。参加编纂的同志,或退休、或转行、或出国,父亲也退休了。1995年,我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得知父亲仍在不间断地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整理非常辛苦,我有义务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新京报:你和父亲是如何分工的?后来是否有想过组织更多人手参与?编纂文集是耗时费力、“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许多学者都不愿意或能力不足以做这样的工作,你是否有过动摇?

  汤仁泽:父亲和我的分工大致是:父亲开出梁启超著作和文章的名单,我去图书馆寻找、复印,再共同标点、校勘,我标校完后由父亲审稿。我们也想过请人帮忙,但现在都讲考核,讲成果,讲工作量,就当前的考核制度而言,未出版的“成果”不在考核之列,考核不合格要处罚。父亲退休了不必考核,我自己没“成果”就自己承受吧,不能连累他人。找人帮忙于公于私都不合适,所以就没有去麻烦人家。

  这些年,我有专著出版,每年也都有论文发表,但长时间的编纂全集,势必占用宝贵的写作时光,不能写作、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晋升就会受影响。在写作或编纂中选择,前者无疑更有益,但我别无选择,因为父亲年老体弱,我不能袖手旁观。在职称和全集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认为意义或许更大些。在新书座谈会上,全集得到各界一致认可和赞赏,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新京报:1982年,中华书局将编纂全集的重任委以汤志钧先生,有提供哪些资金或材料方面的支持?在很长时间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你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汤仁泽: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全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我父亲和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全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父亲担任主编。最初应该有启动费,但就当时而论不会很多,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没有列项,不属于哪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人家不会投资。

  200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梁启超全集》,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2005年,父亲和我去天津,找到当地企业家商谈资助,但没谈成,也就不了了之。直到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新上任的领导黄仁伟、王健的关心和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我们才终于走出了没有资助的困境。

  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只能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比如寄往出版社的校样,仅某一集常常需要往返几个来回。我开始是利用邮费低廉的普通邮件邮寄,能省一半的钱,但速度太慢不说,还要收件人携带身份证去邮局领取。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说,一定要寄快件,邮费先垫付,再由出版社报销。后来有了资助,也就不用再提报销的事了。

  收集的难度是尽量搜集齐全,我们收录最早的文章是作于1889年前的《曰休征曰肃时雨若连珠》《取邾田自漷水季孙宿如晋襄公十有九年》和《乐由中出故静七发》等,《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全集》等都未载。

  在点校时,要对引文进行校勘。如校对《宋史》中的《志》《传》和《资治通鉴》的引文,发现部分文字有更改、删节,我们对讹误和衍字予以校正。而校勘的难度在于选录初刊稿或较准确的版本。为避免以往的选集存有弊病,我们尽可能地选录最初刊载时的文稿,但并非拿来就能辑入,而是将初刊稿与《饮冰室合集》等的文本相互校勘,校正后再加注说明。比如,校点《王荆公》时,选用广智书局1908年版的《王安石政治论》,除因版本较早外,还有较大的优点是此书页上方的眉注,是《饮冰室合集》所没有的。我们变眉注为页注,可以让读者阅读到原作者的点评或要点,以展现该著全貌。

  此外,还要在综合考订的基础上纠错。比如,《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反对讲学习穷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应为“反对讲学。习斋反对读书著书的理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夜辄登卧鸱尾间”不能为“每夜辄登卧鸱、尾间”等等,皆是。

  考证确切的写作年代尤为重要,难度也大。《饮冰室合集》目录中,篇名后注明“清光绪几年”。《饮冰室全集》只有篇名无年月,偶尔一二篇有甲子纪年,如《三十自述》后注“壬寅”,不便阅读。即便《饮冰室合集》有写作年份,也要仔细考证是否正确。

  汤仁泽:父亲长期收集、整理近代文献资料,在近代人物史料、近代报刊的搜集方面成果卓著,对梁氏的佚文散札积累丰富,特别是档案抄件及私人信函等。如2012年10月,父亲应邀赴京参加“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为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作鉴定,这批档案为《梁启超全集》增添了新内容。

  父亲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藏书,搜集散落各地的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83年和1992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在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守屋图书馆等发现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又获日本友人赠送史料。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

  新京报:梁启超从竭力保皇到拥护共和,从挺袁到反袁,从号召学习西方到提倡中国文化,他的“善变”常遭人诟病,读完他的全集,你如何看待这些反复?

  汤仁泽:在编纂全集的过程中,随着编校量逐步增多,我对梁启超的了解也逐步升级,意外的感受也越来越多。他的主张不断变化,那究竟是什么激情和力量促使他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呢?一次师生对话道出了真谛。

  李任夫是梁启超的学生,于1926年就读北师大,梁的授课对他启发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学楚中元登门请教,楚中元提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对此有何解释?”梁回答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梁启超生长的年代,是中国“从乐土跌入了地狱”的年代,吴其昌这样形容:“《南京条约》以后,绑上第一条枷锁,割了第一块骨肉。以后一条一条的绑上无量数的枷锁,一块一块的割了无量数的骨肉。受着这样‘凌迟’的惨刑,简直坠入地狱的底层,最惨痛苦楚的时期,正在这一百年的中间。……稍有血性的国民,都想蹈东海而自杀,陈天华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梁启超,正是生长在这个最黑暗地狱底层的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他也屡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坚决地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然复兴。”吴其昌说自己如果处在这样的时代,“恐怕要终日恸哭呕血而死了”。但其师梁启超却坚信“中国必然不亡”,而且尽自己所能去救国,去拼搏,爱国和救国成为他一生的情怀和使命。正是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正是大爱和责任的完美结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新京报:梁启超一生交友无数,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中心,其人格操守常为时人激赏,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传世佳话,他是如何修身律己和教书育人的?

  汤仁泽: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有着诸多关系和影响,除了有时代造就的因素外,更有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无不表现出特殊的家国情怀。梁启超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目的是教人学做人。他在《读书法讲义》中说:“二十四史,列传占了十之七八,以现代历史观念而论,可以说内中所记载,有一大半不应入历史范围。但中国无论何种著述,总以教人学做人为第一目的。各史列传,大半为这个目的而存在,与其认为社会史迹的资料,不如认为个人修养的资料。”又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读这类书专以自己直接得着益处为主,把自己这个人训练好了,才配说有益于社会。”

  他重视求知和修养,说“人一日不二食则饥饿,岂惟口腹有饥饿,智识亦有饥饿,道德亦有饥饿。一日废学问,则智识之饥饿立见矣;一日废修养,而道德之饥饿立见矣。”他教育子女也是如此:“爹爹虽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磨练出来。”

  新京报:在北京的座谈会上,《梁启超全集》以“收录之全、编排之当、点校之精”受到学界赞赏,你认为,全集将会为梁启超研究起到怎样的作用?未来搜集到更多佚文,是否还会有出“续编”的可能?

  汤仁泽:梁启超留下一千多万字的文章函札,编纂并出版《梁启超全集》,对了解和研究梁启超其人及近代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座谈会上有学者说得很好:“编辑的文集资料是研究者的食粮。”《梁启超全集》出版了,对进一步研究梁启超及中国近代史,进一步了解梁启超及近代社会能起到积极作用。

  如新增篇章《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是学生的读书心得和先生(教习)的批语,由于论述用词“激进”,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时务学堂被迫停办。梁启超曾说:“迄今将三十年,诸札册散佚殆尽,秉三顾拳拳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这些文章可用于研究时务学堂是如何教育培养学生的。再如梁启超节抄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吉田松阴的遗著,由广智书局1906年4月出版(校印丛书第二种)。梁启超在叙言中强调说:“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故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文、桂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研究领域更宽了。

  如今,我们仍在继续搜集和整理梁启超的文稿、诗词、信札等,如有披露,一定关注。全集中难免遗漏,争取弥补和收集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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