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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纠结

  梁启超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可从一则谣言说起。据《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梁启超被荐入京后,光绪召见一次,按清代习惯,举人召见后,有赐翰林或内阁中书的例子。当时,梁的名气已很大,有时口头康梁并称,但召见后,只赏六品顶戴。”对此,许姬传的堂舅、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仁镜解释道:“任公(梁启超)广东乡音很重,光绪听不清他的话,又怕慈禧的爪牙窃听,不便反复询问,故不得重用。”

  这一轶事,流传甚广。许姬传的外公即徐致靖,徐致靖及其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按理说,由他们传出的消息,理应属实。可惜这是十足的谣言,上当者不胜枚举。查《清史稿》《光绪朝东华录》等可知,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从未召见过梁启超,甚至终此二人一生,未尝有一面之缘——不消说梁启超,哪怕如康有为和谭嗣同这两大领袖,仅仅得光绪召见一次而已。光绪对梁启超的恩遇,《清史稿》只有一条记录:五月丁卯(十五日),“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

  虽是谣言,却有原型。主角是梁启超的同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清史稿·林旭传》云:“……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林旭是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的土语,即福州方言,属闽语,与光绪熟悉的京腔完全是两种语系,故而“上不尽解”,待林旭退朝之后起草奏折,诉诸文字,才显其才学和政见,得到重用——林旭出自荣禄幕府,论政见则属康有为一党,梁启超所撰林旭传称:“君退朝具摺奏上,折中称述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拿史实对照谣言,原来这是一个林冠梁戴的故事。

  讲述这个故事,用意不只在辟谣,还试图呈现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角色与地位。如许姬传所言,当时康梁齐名,不过只是虚名,改革派或康党的首脑,自然是康有为,谭嗣同的作用可比手臂,梁启超大抵如喉舌。不是说喉舌及其对应的宣传功能不重要,而是因为,喉舌并无自主性,常为头脑所支配,加之梁启超“太无成见”——中年之前都是如此——从而决定了他的角色与地位,只能是跟班或走卒,徘徊于决策圈的边缘,官止于六品,连瞻仰圣容的机会都未捞到。

  梁启超的政见,亦步亦趋于康有为。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他到湖南长沙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遵康有为指示,推行“急进法”“以种族革命为本位”,这是标准的革命路径。翌年四月,康有为忽然转向改革,按他给赵曰生信中的说法,同党之中只有谭嗣同能够领略其权变,其他人都跟不上。只是,对一向唯康有为马首是瞻的梁启超而言,跟不上也得跟,康有为随时势而变,他则随康有为而变。这样的变易,说难听一点儿,远远谈不上什么方向感,其内心若无分裂的痛苦,则如一团浆糊。

  吊诡的是,戊戌年中,梁启超随康有为从革命转向改革;政变之后,他流亡日本,“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其思想再次反转,从改革回归革命。

  这里需要说一段往事。康梁逃到日本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有意合作,托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牵线,结果康有为不屑一顾,梁启超相当积极。按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述,己亥年(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因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为激烈,遂有两派合并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梁语总理云:‘如此则置康先生为何地?’总理对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

  冯自由是亲历者,他记载的孙中山、梁启超对话实在妙不可言,几乎令二人心思跃然纸上:“弟子为会长,为其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这是哄孩子的把戏,尊者尊矣,却只是一个空头名号,孙中山架空康有为的心思,不言而喻;更神奇的是“梁悦服”,梁启超高兴而同意,他是什么心思,同样一目了然。

  梁启超的转向,有两个要点。一是对革命的认同。话说改革失败而投身革命,正契合政治逻辑。试看他在此间发表的文字,如《破坏主义》(1899年10月15日)等,鼓吹“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倾向革命,并无疑义。二是他与康有为之间渐生分歧,以致有独树一帜、独立门户之想。1899年3月,他给家人写信,称准备赴美,因“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康)先生”,这说明他已经拥有了对抗康有为的声望;6月,他与韩文举、欧榘甲等十二人——这帮人大都倾向革命——结义于日本江之岛金龟楼,这属于“党内结派”,由此,对抗康有为的人力,初具雏形。与孙中山谈合作不久,他联合一帮同志,上书康有为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指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签名者共梁启超、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陈侣笙、黄为之、唐才常等十三人,号称“十三太保”。这十三人中,十个是江之岛金龟楼的结义兄弟。

  可是,年未而立的梁启超,哪里斗得过康有为这种老狐狸呢?由于徐勤、麦孟华告密,康有为洞悉到梁启超暗中与孙中山勾兑的计划,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赴日,拿了一笔钱给梁启超,让他到美国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合作由此横生变故,最终功败垂成。

  与革命派的合作固然失败,梁启超辗转于革命与改革之间的心态依旧值得琢磨。到美国之后,他给孙中山写信,试图寻觅“调停之善法”(1900年1月11日),那段时间,“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其矛盾心理恰恰是一幕痛苦而鲜活的时代投影。庚子年如此,戊戌年何尝不是如此呢;梁启超如此,康有为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的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时期一样,照样一手改革(保皇),一手革命。与其区别在于,梁启超试图撕破保皇的旗帜。

  被康有为强行拉回改革阵营的梁启超,内心并未放弃革命。1903年3月15日,他致信徐勤,翻起旧账,谈到三年前放弃革命,只是为了“迫于救长者之病”,长者即康有为,实际上,“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矣。”徐勤以保守或“反革命”著称,却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已经被革命的潮流所席卷:“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作为改革派中坚,梁启超的纠结与徐勤的感慨,愈发可见革命的不可阻挡,这正适用于前文的结论: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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