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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反目:最负盛名的一对师徒为何分道扬镳?

  现在谈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从共襄盛举到分道扬镳的轶事,说他们迂腐与坚持也好、风骨与变通也罢,还是会引发我们思忖:无论是“外化之学”还是精神传承,都需要胸襟以及“真理至上”的信念吧。

  初秋时节,有缘游历广州,造访位于中山西路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仰视其穿斗式梁架,抚摸着当年留下的柱础,想象着它曾做过锁厂、又入住过40户人家、终于在2008年“重见天日”的过程,顿觉自己不远千里而来就为了在此坐坐,独自回味近代史上的一段前尘往事。而对政治盲知的我,最感兴趣的不是清末民初“江山重叠争供眼”的时局,也不是变革者“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壮怀与落拓,倒是这一对师徒间纠纠缠缠的关系。

  年龄相差15岁的康梁真乃一个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一对师徒了。1890年,科场得意、尚戴着“神童”桂冠的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而落第,但“天眼”已开,渴望新知的意念越来越强烈。经文友介绍,梁得以拜见广东“南海圣人”康有为。如今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双雄会”之一,历史有时可谓妙手偶得!当时康有为“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但京师人哪能听他的话,归广后他正处义愤填膺无处发泄的当口。第一次晤面,康有为就痛陈朝廷腐败及西方拯救国民之理,一向任性自负的梁启超听后犹如“冷水浇头,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即拜康先生为师。

  这一场家国重枷下的“一见钟情”,让“岛民”梁启超整个人生自此发生质变;而康梁的完美合璧,注定要切中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晚年恶疾!怪杰康有为决非一根筋的“冬烘先生”,他出身于世代为儒的仕宦家庭;万木草堂之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造国之栋梁之意,其设置课程也别有洞天,让向学者感到新鲜自由。梁启超曾回忆说:“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也是在梁启超“脑筋大转弯”的1891年,康有为刻成《新学伪经考》,后又刻成《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述对梁启超一生深刻影响。

  “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犯上作乱”也是!康梁二人共同参加的第一场义举便是“公车上书”。1894年春,梁启超携夫人客次京师,与名士多有往还,尤与夏惠卿、谭嗣同交往甚勤。他们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说天道地互相辩诘,探讨知识砥砺学问。当时前线告急的电报如雪片般飘向首都军机处,但这并不妨碍清朝政府歌舞升平。李鸿章奉命将修建山海关外铁路的款项用于支付太后六十寿诞庆典,根本无人过问战事如何,在京士子们心忧如焚。1895年3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一起参加会试,双双落榜。这时已值甲午丧师,举国震动,不满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一千三百多名各省应试举人,呼吁变法。康有为“不达目的死不休”,前后上书七次,热诚不减,胆气感人,举国流俗嘲笑之,如同未闻。前有车后有辙,民国肇造后,梁启超在众口非议中怀揣“天下信仰堕落”、“不可置之不理”的信念出任袁世凯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活脱脱其先生风范附体。1896年,逢缘时会,由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破土而出,开启了中国近代传媒与学说理论联姻的一幕,师徒间的相互砥砺和支撑由此可见一斑。

  1898年,康梁精诚计谋的“戊戌变法”失利,京城官场地震,师徒被迫“断发胡服走扶桑”。“多少壮怀偿未了”啊!如今回想,梁启超面对日本这个自己国族的“仇敌”和崇仰的“导师”时,该是何等复杂的心境?!梁启超的思想认识再次受到了极大冲击,他明白,“戊戌变法”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激励,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情况实在不同,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国民”意识。随着梁启超对日本以及西方国家近代化成功之因的探查,梁启超逐渐意识到政治激变无法实现中国富国强兵,改革的成效取决于国民的素质。由此,梁启超开始逐渐向“开启民智”的新运动转向——所以,“戊戌变法”不仅是康有为图谋为国政社稷效力的大事件,也是梁启超走出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拘囿、走向自我创新的导火索。所以说,梁氏自三十之后绝口不谈康有为谆谆教诲的“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师徒二人思想上产生分裂,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有趣而深刻的转折。

  1899年,梁启超和革命党过往加密,意气日盛,高倡自由平等学说,并多次和同乡孙中山书信往来,言“我辈既已定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其中所言“调停”之事,即为力劝康有为放弃保皇,转向革命,共谋报国大举。真是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借用一句网络妙语:“我为天下操碎了心”!当康有为得知“调停”之事,大为光火,立令梁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康有为也是执拗得有理:当今皇上身陷瀛台囹圄,“知遇之恩,不报有愧”,他何以能放弃“保皇”?

  师生关系的重新修好对康梁来说可是一件颇不轻松的事儿。在1900年3月26日致康有为信札中,梁启超深深忏悔自己擅自与孙合作之乖谬:“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但裂痕既已生成,就像一口破缸,箍得再好终究是破了,重要的还不是“徒儿知罪”的态度如何,而是梁启超从学理上已经偏离“保皇立宪”的思路,他当前只是有些举棋不定罢了。

  在日本以及游历夏威夷和澳洲期间的见闻,尤其是所见识到的西学,让梁启超终于告别“托古保教”、“君主立宪”,转向“三界革命”以图“新民”。1902年起,梁启超屡次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反驳康有为的“保教”言论,毫不容情地指出:我国学界的光明、人物的伟大,兴盛于战国时期,那是思想自由之明效。自汉以来,思想束缚于孔教,不能自开生面。今天的保教者,“所爱者仍在孔子,不在真理”。蔡元培多年后所做《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与此同调啊!“张勋复辟”的丑闻爆出后,梁启超闻听康有为曾奔走有功,发通电怒斥自己的先生为“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则痛骂“梁贼启超”为食父的恶禽“枭”、食母的恶兽“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少壮之年已经缔造了自己的学问巅峰,所谓“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抱残守缺;而永远“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常被污为“善变”的梁启超,离自己的恩师越来越远,被骂作“不屑之子”、“忤逆之徒”!

  其实,二人反目归反目,并不代表自此相互拆台。康有为终其一生都视梁启超为最信任和最可骄傲的弟子,那种欣赏既出自曾共同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诺,还有才智相当的惺惺相惜、棋逢对手的酣畅淋漓!同样,“吾爱吾师”与“吾爱真理”并行不悖的梁启超,终生对康有为以师事之,尽其所能满足老师的晚年所需。从康梁的师徒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年代梁启超与诸弟子如丁文江、徐志摩师徒感情的草蛇灰线年春拜访梁启超的小女、时已八十九岁高龄的梁思宁时的情景,她依然对梁家当年受康有为“保皇史”牵连无法释怀。或许,思宁不愿深思: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梁启超晚年何以仍对康南海礼遇有加?

  现在谈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从共襄盛举到分道扬镳的轶事,说他们迂腐与坚持也好、风骨与变通也罢,还是会引发我们的思忖:无论是“外化之学”还是精神传承,都需要胸襟以及“真理至上”的信念吧。

  万木草堂闭馆的钟声已响,跨出廊门时我竟然有些失措:世风的洪流过后,我们是否也该对历史书上白纸黑字命名的那些落伍者、失败者预留一份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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