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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梁启超穷尽一生追求的新国民究竟是何物?

  本文节选自:《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作者:李礼,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与开明专制的主张,源于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没有脱离部民、臣民而成为国民、公民。考察旧金山华人社会后,他颇为无奈:“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所谓“新民”,出发点乃是“自新”,目标是通过“自新”和推己及人,最终追求国家富强振兴。戊戌前后,梁启超对此已有自己的认识,并将之寄托于报馆:“各国民智之开,皆由报馆,故于维新之始,首注意于是也。”

  由于体制内改革(戊戌)和体制外行动(自立军)均告失败,这使“梁启超深刻了解到改造中国的困难,也使得他更为认识到以‘宣传’来启发民智的重要性,而开始‘专以’宣传为业”。那么,报纸这种新式媒介,对解决上述难题究竟功用何在?

  首先,梁启超持这样的观点:“新民”需政府之外的力量培养。流亡日本,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两个意味深长的名称多少显示了微妙变化:仍持支持官方改革立场,不过重心从向上的“建言清议”转为向下的改造国民。以《新民丛报》为平台,梁启超将“新民”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内地。将报刊作为手段,除了这是一个可操作的现实手段,也与他对“新民”的理解有关。梁启超的“新民”概念,颇受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影响,后者以“内在精神”发展来界定人类文明发展史,梁多次提及“民气”和“国民元气”,并专门撰文解释“民气”或“元气”,甚至以此解释诸多政治理念(如称“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梁启超认为“国民元气”非“一朝一夕”“一人一家”可促成,而是依赖一个长期、系统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培养“非政府等外力所能强迫”。因此作为外部力量的报刊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况且在传播范围和培养效力上,后者优势明显。

  对报刊寄以改变风气的期待,这可以追溯到梁启超报人之路的起点。戊戌变法前他通过报刊崭露头角,那时主要希望的,是通过“学会”开风气和通声气,为了促成一个改革团体的形成,需要凭借报纸加以宣传配合,否则号召力弱小,《中外纪闻》对康梁创立的强学会即是如此。这份报纸面世前,梁对夏曾佑明确表明了这种认识:“此间欲开学会,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同年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甚至提出,编辑出版《经世问新编》这样的“通达之言”,在“转移风气”方面“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可见“转移风气”才是他更为核心的诉求。当然,聪明如梁启超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报刊更为深刻的其他功用。

  其次,国家主义思想形成后,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成为他的重要诉求。“民族建国”是“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报刊正是有效手段。它不仅可以开风气、启民智,更可激发国民思想和国家观念,具备“利群”和公德观念的国民才是一种“新民”,而只有新的国民才可以进而结构为现代国家。只有“部民”没有国民是梁氏所痛心的国家沉疴,政治改善和国家富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所谓“欲维新吾国,必当先维新吾民”,“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新民说》针对的人群虽是民众,目标却指向现代国家。《新民丛报》“本报告白”明确传达了这种诉求:“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谈及报刊“立言之宗旨”,再次宣称这种追求:“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在新民启蒙未完成前,梁启超则倾向支持“开明专制”,因“政府之权限,与人民之进化成反比例”,在人群幼稚时代,“政府之权限不可不强且大”,称这是当时“独一无二之法门”。由于“开明专制”建立于专制之客体(民)利益之上,是一种所谓“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展其权力”。因此梁氏报刊启蒙与西方早期的启蒙差别不小。不过正如史华慈所言,晚清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民主思想的诉求非以西方个人主义为基础,而都以国家富强为目标。民智未开是众多晚清精英分子真实的历史忧虑,将西方政治文明系统介绍引入中国的严复,也借斯宾塞尔“民主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因为“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在1902年5月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黄遵宪表达了对民智未开而大张民主的担心。与梁启超相似,黄遵宪的判断也与美洲游历有关。总的来说,那时的改良派知识精英,“多数主张取英日式之君主立宪”,“决无主张公选总统的言论。

  批评法国革命付出沉重代价,梁启超意味深长地指出,毁掉中国的将不是蒙昧主义,而是进步主义。他认为革命最大的可能是权力转移、分裂后,催生召唤出新的强权独裁人物,所得者可能是专制代替君主专政,后果只能是引发新的革命和流血。因此梁非常反感革命派报人的“口舌煽动、笔墨鼓吹”,认为他们煽动国民感情而无责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与革命舆论进行了一场塑造新国民的竞争,后者的鼓吹更加急切,也更具颠覆力。如“苏报案”后当年8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5期所载《国民新灵魂》,呼吁重铸新国魂,列举重铸社会魂等新国魂的五大原质,称如果具备新灵魂,“则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然而,《新民说》的核心内容内含公民文化,这意味着梁启超的报刊启蒙,势必对现政权形成挑战话语。

  毕竟所谓“新民”启蒙,意在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试图培养“政治思想”(国民意识)和“政治能力”。如此一来,无法不与传统政治文化发生冲突。实际上,《新民说》描绘了“一种超越精神消退的世俗化图景”,完全以“人类经验现象为本位,对于国家、种群、新民的说明充溢着一种现代世俗化的人类本位意识”,涌现的是启蒙世俗化的现代人及其国族。由此,新国民与旧政府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

  革命派人士成功唤起“民族主义”,但从思想启蒙的系统和深度看,梁启超为首的改良精英却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实际影响,毕竟“只有立宪派的舆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辞温和,其影响却深远”。只是启蒙转为大众媒体之上的现代话语,实际效果并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想象路径推进。《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改革呼吁与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与革命宣传同构。梁氏所着力塑造的“新民”,日益疏离传统政治权威,对现实难以满意。

  人们注意到,梁启超日后增加了对儒家个人修为的重视,如开掘王阳明的良知,不过报刊作为强大的外在激发机制却始终居于“新民”启蒙的主导。他承认:“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无论这种人物是作为国民的“新民”,还是精英人物,造就手段均围绕报刊。由此,李欧梵称梁启超通过报纸重新塑造“新民”,希望通过“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这种看法是相当精英式的”。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惊叹于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扎,车夫可以读新闻”,日本报刊业的巨大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设想“今世文明国国民,皆嗜读报纸如食色然”,认为如果按照美国的报纸受众比例(六人中有一人读报),中国“应有读报人八千万有奇”,虽然中国报刊读者彼时远远达不到这种规模,但梁启超对此表示乐观,他为国家或自己描绘了一个美好远景:安知中国五十年后,其盛大不有更惊人耳目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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