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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任三个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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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前,梁启超曾立下遗嘱:“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意思是,等到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时,便把他的藏书全部捐出去。

  按照梁启超的遗嘱,这批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按照北京图书馆后来出版的《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记载,这批藏书共有四万多册。这成为梁启超为近代图书馆业做出的又一贡献。

  提起梁启超,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却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曾担任过三个图书馆的馆长,算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业的奠基人。

  早在1916年,梁启超就开始尝试在中国创立近代图书馆。那一年,为了纪念蔡锷将军,梁启超在上海成立了“松社”,他的本意是将松社建设成为集“读书、养性、敦品、励行”合一的图书馆。然而,由于政局动荡、资金缺乏,松社并未能发挥梁启超想象中的作用,名存实亡。

  两年后,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其中包括欧洲的图书馆业,并开始深入考虑当前形势下中国图书馆业的理论问题,如图书的分类、编目等。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带回1万册藏书。以这些藏书和松社为基础,经梁启超多方筹措书籍,最终于1923年建立了松坡图书馆,梁启超出任馆长。松坡图书馆发展迅速,并很快开设了分馆,1949年夏天并入北平国立图书馆,成为后来国家图书馆的组成部分。

  梁启超曾担任馆长的第二个图书馆,初名为北京图书馆,后来改名为北海图书馆。这家图书馆成立于1926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开设,副馆长为李四光。同年,当时的政府改组国立京师图书馆,聘请梁启超为馆长。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贡献,绝不仅仅因为他曾创办松坡图书馆并担任过其他两家知名图书馆的馆长,而是他创立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例如图书的分类,中国原有的分类方法是按照“经史子集”,西方则采取杜威的分类方法。在梁启超看来,这两种分类方法都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他拟定了“学、政、教、杂”的分类方法,后来又提出了十进分类法,奠定了如今图书分类的原则。他还详细论述了考证图书真伪的方法。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梁启超组织人编写了多部工具书。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原因曾要求辞职,但基金会不许,梁启超只好以“请假”的名义暂时离开图书馆。基金会任命范源濂为代理馆长,然而,范源濂于上任后不久病逝。梁启超对此深为内疚,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半年来我把图书馆事脱卸交给他,也是我对不住他的地方。他死了,图书馆问题又回到我身上,但我无论如何,只好摔下。别的且不说,那馆在北海琼华岛上,每日到馆要上九十三级石梯,就这一点我已断断乎受不住。”

  然而,梁启超却未能像信中所说真正“摔下”图书馆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还惦记着要将毕生的藏书捐献给图书馆。本报记者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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