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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留遗言:离世后所有作品书籍均捐献国家

  近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拍卖。10月25日,这批拍品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名义在清华大学人社科图书馆展出。对于这次拍卖及展览,梁启超直系后人并不认同,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日前发表声明,称梁启超曾留有遗言,离世后所有作品书籍均捐献国家,故此次拍卖活动与他们无关;声明同时指出,南长街54号并非梁启超故居,而是其弟梁启勋旧宅。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氏后人的声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批档案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其历史背景又是如何呢?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和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梁启超去世前专门叮嘱儿女,务必将其所藏书籍和作品捐献国家,“以供众览”。

  梁启超子女皆学有所成,均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1930年2月,他们遵照父亲遗嘱,主动将天津饮冰室的藏书、碑帖石刻、墨迹手稿与私人信札“永久寄存”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其中仅刻本、抄本便有3470种41819册,不乏珍本孤本。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后,专辟“梁氏纪念室”,专门陈列梁启超生前所用书桌文具及其金石书画等。

  1954年,梁氏家人在中央文史馆馆员、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主持下,将父亲留下的全部手稿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把北戴河的一座别墅也献给了国家。梁启超生前笔耕不辍,著述1400余万字,捐献的这批手稿不仅包括了《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未收入《合集》的一些稿件,弥足珍贵。

  1978年,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捐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家人回广东新会老家探望父老乡亲,又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

  1997年,梁启超后人梁思宁、梁思达、梁思礼等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捐赠了遗留的梁启超部分书信和手稿,共计14册416件,其中不仅有梁启超与杨度、段祺瑞、蔡锷、张君劢等军政学界人士的通信,也有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大量家书。

  2005年,吴荔明向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捐赠了外公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后来吴荔明对朋友们说:“即便是这些小纪念品,也都捐得七七八八了。”

  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现已88岁高龄,他是一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1990年当选为首届工程院院士。作为梁家第二代中唯一的一位在世者,他仅仅保存了三件父亲遗物作为留念:“一幅字本来是思忠(即梁思忠,梁启超四子,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32年病故,年仅25岁)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另有一枝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2012年9月17日,“南长街54号档案”的送拍人、梁启勋外孙孙军出席了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向与会者介绍了南长街54号的相关情况。在孙军的描述中,这所府邸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两人的共同居所,甚至称得上是“梁启超在北京事实上的故居”。后来,梁启勋后人在回应梁启超后人的质疑时说:“南长街54号自是梁启勋的故居无疑,是不是要定位于梁启超的北京故居,并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但我们要指出,南长街54号作为梁启超的‘行营’,梁启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之一,这确定无疑。”

  晚清及民国时期,梁启超曾长期在北京政坛和学界活动,他在北京的固定寓所究竟在哪里呢?

  据史料及梁氏本人的信札记载,他在北京最早的住所应该是位于今西城区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进京参见会试、结婚以及参加变法维新时均曾在此短暂居住。但有学者认为,新会会馆作为梁氏早期在京活动的暂居场所,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故居。

  被官方正式认可的梁启超故居是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寓所,但据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代初由大姐梁思顺和姐夫周国贤夫妇购置的,他小时候经常去玩,对那里非常熟悉,但不是父亲的故居,因为购买时父亲早已去世。吴荔明也在其《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回忆说:“1931年后,大姨丈(指梁思顺的丈夫周国贤)在北平买了房子,房子是在东直门内大街204号(1949年前的门牌号),院中有假山,山上还有草亭子,有很多树:梨树、杏树、桑树、槐树、柏松等。后院的东厢房,三舅结婚前在那里住过。”抗战期间,梁思顺卖掉了这处房子,搬到燕京大学,梁家其他后人大多数都去了了内地。1980年代,这所宅院被命名为梁启超故居,受到了政府的保护,但梁氏后人对此却一直不予承认。

  吴荔明听其母亲梁思庄回忆,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这时他在团城居住,梁思庄记得小时候曾在团城上骑小自行车。梁思庄1908年出生,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她大约八九岁,她的这段回忆与史料记载相符,应该是可信的。另外一处有史可稽的地方是清华大学教师宿舍,梁启超1925年应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随即便搬到清华园居住。梁思礼回忆说,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家就是清华,但父亲有时也会在周末时,带孩子们去南长街弟弟家小住。“南长街54号当时确实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但是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对于“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故居”的说法,梁思礼作如是评论。

  梁启超比梁启勋年长三岁,在诸兄弟中两人年龄相仿,关系也最亲密。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从海外归来,随之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也担任了中国银行监理和币制局参事。据梁启勋后人介绍,兄弟俩亟需在京师觅一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这所宅院占地四亩,里外三进,据说有部分房屋专供梁启超及其家人使用,在梁启超致亲朋好友的信札中,也经常见到“南长街”的影子。我们熟悉的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与才女林徽因的美满姻缘,也与南长街54号有着密切的联系,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便是在这所宅院里举办的,一切由梁启勋亲自操办———这在梁启超致梁启勋的信中记得清清楚楚。

  梁思成夫妇的美国好友费慰梅在其《林徽因与梁思成》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一三年九月,梁启超受命担任司法部长。天津的大宅第和藏书室仍被当做老家,不过,此时势必在首都北京安一个家。他们在紫禁城边的南长街上找到了一个有开阔天井的四合院,位于市中心,住得下这个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而且离北海公园入口处的梁启超办公室很近。”费慰梅笔下的这个位于南长街的四合院是不是就是“南长街54号”?如果费慰梅的这段记述无误,那么应该是“故居说”的一个有力证据。

  梁启超去世后,梁启勋及其家人仍然住在这所大宅门里,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搬出。“文革”中,梁家遭到冲击,此时梁启勋已经过世,据他的女儿梁思明回忆,当抄家时,把柜子里的两本信札取出来,梁思明对他们说:“这是我伯伯和我爸爸的通信,能不能给我留下作纪念?”想了想便扔给她:“也不值钱,留着吧。”梁启超手稿大部分都被抄走,只有一些散在地上,梁思明也把它们捡了起来,这些档案信札就这样奇迹般的保留下来了。

  梁思明冒险保存下来的这套档案包括信札287通,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诸如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内容涵括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梁思成和林徽因文定礼细节等。由于梁氏手稿信札大部分已经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和第一历史档案馆,这宗来自南长街的旧藏便成为了目前仅存的规模最大、题材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梁启超档案,其中大部分资料原来从未曝光,为我们揭秘了许多尘封往事和隐秘细节,填补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这批书信和手稿均用精美信笺书写,书法俊逸清秀,亦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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