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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何要求子女在学术上坚持“趣味主义”?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是十分重视的,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他说:“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所以, 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思庄这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们毕业以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求得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梁启超希望思庄报考生物学,但思庄自己不喜欢,梁启超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他一直主张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是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事事“有所为”,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

  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看来,梁启超寄希望于儿子的,是要他做现代中国建筑界、美术界的李、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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