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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梁启超传

  坊间传言,当年李宗仁困居美国时,为维持生计,不得已著书为稻梁谋。其自传将出版前,原打算定名为《李宗仁传》,美国书商表示如此这般怕是卖不出几本去。于是果断拍板改为《他如何失去了中国》,可见“标题党”一物由来已久。

  如果说到某人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这话未免说的过火。不过如果以类似形容词来描述梁启超,相信反对的声音不大。毕竟,每个人都会承认,梁启超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

  我在读解玺璋所著的《梁启超传》时常想起亚里士多德,身为一位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与亚里士多德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同样是小城市出身,到大城市奋斗打拚,更是同样的博学多闻,同样的爱吾师更爱真理,也同样的生于乱世,对于自己当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只不过,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虽有战乱,但绝难与梁启超所面临的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相比。同样的,要将如此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一生写清道明,绝非一件易事。

  众所周知,梁启超不但是中国近代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改革家。

  从清末到民国,从戊戌变法到护国运动,梁启超作为处于近代中国历史变革漩涡的中心人物之一,几乎经历过了所有政治体制,并身在其中积极推动、且见证了历史的多个重大事件,同时也在各种瞬息万变的时代转折中,不断改变着他自己。

  自大名鼎鼎的公车上书事件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民国建立,他由拥袁变为反袁,最后又宣传社会主义。梁启起的一生,可称是不断求知求变的一生。陈寅恪曾言,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郑振铎更曾坦言,梁任公的最大特点,其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

  以上这些郑振铎对梁启起的总结,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但说到人物传记上,对于这样一位与时俱进、屡变屡新的历史人物,如何写明其一生?不同作者不同写法的《梁启超传》已经给出过许多不同答案。

  大体说来,在写人记事方面,中国的史书大抵可分为两种,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便是如时间管理达人柳比歇夫老先生的记录一般,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事,代表作便是幼时便懂得断舍离,有砸缸之智的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

  纪传体则不同,以《史记》为代表作,不但首开人物传记之先河,对后世更是产生巨大影响。

  近来读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感其颇受司马迁影响之余,又觉其作颇与坊间常见的名人传记不同。

  所不同者,是不同于常见那种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式的起居注式写法。解玺璋《梁启超传》的起手式虽也是以其家世、童年为开篇,但在做过背景介绍后便直接转入“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式写法了。

  除前三章写明其家事,对其家世、子女、婚姻进行了介绍外,后面诸章所讲都是梁启超与康有为、黄遵宪、以至孙中山、袁世凯、杨度、徐志摩等十四位近现代史上各领域名人的交往及相互间所产生的影响。

  在讲述梁启超和朋友们的交往中,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从推动五四运动到给徐志摩婚礼当证婚人,在阅读梁启超传记的过程中,对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有了一番新认识。

  为何采取如此全新的写法呢,作者曾坦言,“在准备阶段,我研究了梁启超的基本材料后发现,如果沿着梁启超个人的生平经历写下去,会忽略很多东西。因为梁启超的一生有一个特点,他与社会重大事件一直有联系,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通过写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不仅能反映他的生平事迹,也是对时代背景的反映。没有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梁启超这个人,因此要将个人的经历与历史背景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梁启超。另一方面呢,我有意避开以前的传记写法。我是一个业余的作者,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叙事角度。”

  此书作者解玺璋虽谦称自己是位业余的作者,但其实他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者,文化批评家,也是一位传记作家。曾历任《北京晚报》编辑部主任,《北京日报》文艺图刊主编,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除著有《梁启超传》之外,还写有除此书外,解玺璋还是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的译者,也可称的上是一位梁启超的深粉了。

  作者虽自承对梁启超爱的深沉,但在下笔时却惜墨如金,绝不肯一味以说好话、唱赞歌为能。我看名人传记时,最怕有一种看事迹录的感觉。近些年随着民国热、近代史名人传记热等多轮热潮,有些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在而今作家笔下硬生生体现出一副伟光正、高大全的惊世美颜,平生事业有如被美图秀秀精修过一般,无一事无谬误。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革命家儿时的一声婴啼都成了革命的呼喊。不过好在,本书作者经过认真搜集、仔细整理、通过列举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中正公允的写作态度,很好的规避了这一传记作家的常见误区。

  说起来,查找资料这项工作,既劳心,又劳力。尤其是近现代领域,相较于先秦两汉的资料过少,近代民国的问题是资料过多。各种正史野史、传记笔记,共存于世。由此导致的结果便常是同一件事硬生生搞出五六个版本,在这种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如何去伪存真、多方比对,去粗存精,不能不说是个劳心费力的差事。有过撰写此类历史题材论文或文章的人都知道,有时经常是一个历史事件要查上几小时资料才能确定具体内容。

  作者解玺璋也曾自承,写此书时每天工作、看书到夜里两点,四年间光是老花镜便换了两副。搜集资料用功程度可见一斑。

  在阅读中,个人也感觉,此传一大佳处,是无一事无来历,每页上旁征博引之处不下凡几,作者本人则隐身其中,不做点评,只列实证。在创作如此复杂一位历史人物的传记时,作者能做到公允持正,便为一本好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现而今写名人传记的作家多矣,但舍得卖力气、肯下苦功夫者着实难得。而大量历史资料的查找、遴选,又是容不得一点偷懒,省不得一点功夫的。

  但正如文火细炆的老汤与速溶汤块的区别一尝便知一样,真正下功夫写成的书与坊间那些复制粘贴速成的传记间的差别也是一看便知。

  可能也正缘于此,作者虽一直谦称自己是位业余传记作家,但《梁启超传》甫一面世,便被出版商们誉为自梁启超逝世以来83年间“最客观、最详实”的一本梁启超传记。

  对此好评,解玺璋也很谦虚的表示,自己写这本书时,投入的感情比较多,主观色彩比较强烈,为了避免“笔端常带感情”式的主观写法给传记造成太大影响,也着意用大量的原始材料来平衡客观性。

  不过作者自己却在出书后自承,“决定写《梁启超传》时,是因为对他有很深的感触,想为其打抱不平。以前给梁启超的很多评价不公正,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贡献,仅仅是从政治化的概念给他定性为立宪派、改良派等,将其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认为他不革命就不好。这些年对梁启超不公正的评价导致他的闪光点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因此,我希望不再用概念化、定性化、道德化的东西来评价梁启超,希望恢复实际情况,通过大量引用原始材料,让读者看到梁启超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我想尽量恢复历史的面貌,于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研究他、写他。”

  或者也正是缘于作者带着如此宏大的使命感来做这件工作,所以才甘于付出如此多辛苦,来写就这套书。

  评价梁启超时,梁引用《陈伯庄通讯》形容梁任公“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梁任公感应敏速,对不同思想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因而不能绵长久远。因此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元培,时间上却不及。且为人富于热情,有时天真烂漫,不失赤子之心,可爱伟大处在此,却也因缺乏定力一生失败也多。

  读《梁启超传》的过程,是一个重新认识梁启超、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梁启超其人,的确是件难事,即使是他自己也难以办到。梁启超曾在自励诗中自况:“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漱溟在其自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书中评价梁启超时,称“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梁实秋也在其散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慨叹:“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或者,还是梁启超所做另一首自励诗中对自身的总结最为全面、恰切: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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