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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丨雄文横扫旧世界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几代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对于梁启超的祖父、秀才梁维清来说,孙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应该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也能成为内阁中书。

  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梁启超不谙官话,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比起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非常失败。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君王师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见的鼓舞。这也为后来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话。

  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因为海外华侨多为广东人,梁启超会讲广东话,便于活动。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暗中请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识分子大多满怀憧憬。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梁启超也回国了,并介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一战期间还曾参与外交,从“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对于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并无好评。有人说,“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认为原因在于,“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的一段话可看做他告别政治回归学术的原因:“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与袁世凯的合作让梁启超背上了“卖朋友,事仇雠”的骂名。起初,他对袁世凯抱有共和及立宪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等到洪宪帝制复辟,他又联合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得意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下台。

  袁世凯宣布称帝后,梁启超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后来他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是其最依赖的军师。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枭獍。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才草草成殓。之后,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梁启超的最后10年,多在书斋与大学讲坛度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把精力放在培养“新民”上。对于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教育孰先孰后的问题,他最终选择了改造国民性。

  一战后的欧洲之旅,让他对于西方的态度再次改变。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在伦敦,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纸烟的他,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的强盛中寻找中国的救亡之路,最终却感叹,“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又想到,东方文化中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试图从古老的道统中寻找新的药方。

  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摧毁,向来立于时代潮头的他,似乎成了新时代的遗老。列文森统计过7年里的《新青年》杂志,“仅发现两处提到梁启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启超的某篇文章。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医史学家程之范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启超的确抱着“愿为众生病”的想法。他说过,“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作为过渡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梁启超之死,与谭嗣同的断头类似,或许就是一种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维护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并为之付出了生命——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变”的宗旨和目的却不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参考:《饮冰室合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篇》,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吴其昌《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编著《梁启超传》,感谢羽戈的大力帮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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