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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披露红西路军的失败原因 不怪张国焘

  1935年1月,红十军团战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牺牲,闽浙赣苏区不得不转向游击战阶段。7月,闽浙赣省委迁往皖浙赣边境的鄣公山,改称皖浙赣省委,留下杨文翰部在老根据地打游击。

  1935年7月,闽浙赣省委迁往皖浙赣边境的鄣公山,改称皖浙赣省委,留下杨文翰部在老根据地打游击。1937年10月,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地下党400余人。

  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与新四军。有几支红军游击队改编较晚,甚至有拒绝改编的。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拒绝改编、最后失败的红军游击队故事。

  杨文翰很早就知道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不相信国共真的合作,认为这不过是吞并、消灭红军的手段。而当局也对这支游击队相当不满,向中共交涉,称这支游击队:“昧于大义,不知幡然,改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

  1937年秋到1938年春,党先后四次派人上山联系游击队改编事宜,均被杨文翰、裴月山拒绝;写信劝他们下山,裴月山拒之不理,将信撕毁。前三次共五人上山,均被当做叛徒杀害。

  第四次上山的是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关英是杨、裴二人的直接领导。杨文翰早已得知关英曾在玉山用党的经费开油坊,且闻说关英在横峰被当局款待,怀疑关英已经叛变,将关英一行4人全部杀害,关英时年32岁。

  杨文翰杀害关英后心存疑惑,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对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让来人转告杨文翰,令其立即下山改编。杨文翰固执己见,坚持:“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

  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最后一支红军就是杨文翰部,上哪儿找红军大部队去呀?

  后来,赣东北特委所属弋阳、贵溪党组织同杨文翰领导的党组织,发展到同一个村庄,成立了两个不同的党支部。两个支部均知道对方的存在,可以一起开会。赣东北特委想借此说服杨文翰,但未成功,这已是这支部队最后的机会。

  游击队偏离了抗日救国大方向,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已成彻底的孤军。现在已经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杨文翰最终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后来杨文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此时已是势成骑虎,以他固执的性格,只能往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9年3月,游击队在贵溪畈上吕家遭敌军伏击,所剩不足百人,被迫转移到赣皖边界山区。1943年,军联合“围剿”,游击队被迫转移回磨盘山,在德兴张村被敌伏击。裴月山因与十几名战士提前出发,幸免于难,由弋阳磨盘山游击到贵溪三县岭大禾源潜伏。

  当年7月,当地古港恶霸裴礼臣搜捕到秘密工作者,迫其叛变设下圈套,在农历七月十二以药鱼改善生活为名,诱使游击队遭受伏击,全部被捕,裴月山因患眼疾未去,仅以身免。

  杨文翰因病未随部队行动,得知游击队失败后回赣东北潜伏,于1943年冬被捕,被害于弋阳城外。裴月山在贵溪北乡山区一直潜伏到1944年9月,因长期营养严重不良,患上夜盲症,到余江求医时被捕,年底牺牲,年仅29岁。

  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战斗中,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性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悲剧也是后来无法改变的。红西路军令人痛心的失败结局,也是历史的当事人起初未曾预料到和不愿意看到的。事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和总结,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是最早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注:有些研究者认为,写作此文时,西路军正在战斗,这段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话,很可能是以后所加)。]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注:1937年6月,张国焘在《关于我的错误》中说:“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被产。”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批判张国焘路线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共产国际有不同看法,在3月22日复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没有十分明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我们不想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西路军失败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页。]。认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张国焘路线的向西退却,使红军受到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减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还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1页。]

  在批判张国焘路线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研究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国焘路线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结论,赞扬了陈昌浩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认为:“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转引自于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1937年12月下旬,在接见回到延安的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等指挥员时,对西路军的失败的具体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那一带是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回到延安后,他怀着十分沉痛而恳切的心情进行检查,以虔诚的认罪态度自责,承担责任。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陈昌浩也是最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总结的人。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给自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的情况,但就具体内容看,态度是坦诚的,认识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特别是当时正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形势下,他对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和历史功绩的肯定,“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辩解,都是难能可贵的。1937年8月,他回到延安后,于9月30日写出了全文九章,约六七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0月5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印发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第一章及第九章,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审查。受到批评后,陈昌浩继续检查,10月1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作了检讨报告。

  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西路军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且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亦为惊且大矣。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第一,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其对我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聚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

  第二,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

  第三,“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

  第四,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钳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自处于劣势者甚多。

  陈昌浩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以客观原因来完全了解说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主观上的严重错误。主观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得不充分。

  (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单独西进。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至今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

  (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其某种战略任务。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削弱了他们备战的意志与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

  (3)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

  (4)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处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之祸。

  (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

  (6)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估计不足,由于战略上之分兵与单纯防御,故自己实力大减而敌人更形猖獗,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能不产生我们之胜敌信心之不够。

  (7)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

  (1)在内部政治工作上。提高胜利信心不够,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有程度。

  (2)统一战线上,还是不相信与“二马”成立统一战线的倾向,仍缺乏各种各样的耐心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统一战线做得着,更未能以下层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一战线,以上层统一战线影响下层统一战线)在群众工作上,首先对广大群众的号召,与直接间接的满足其要求,发动其斗争,使之成为强大的反马力量与红军的后备军,这一工作做得不充分。

  陈昌浩在说明了西路军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后,强调指出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的。他说:虽然西路军领导者犯了上述政治上、路线上主要的不能容许的严重错误,但西路军指战员,为着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灰心失望,没有投降困难,而为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虽身遭失败,无论已回、未回者无不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求在自己错误中学习,求在抗日战线上努力,求始终为党的光荣旗帜,为十年胜利红军英勇历史而奋斗。

  陈昌浩还强调指出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路军虽然根本上失败,但开始能毅然决然为党的任务前驱,在五个月血战中给了马敌以很大的打击,虽弹尽粮绝,亦令敌人寒胆,同时学习了与“二马”在甘北作战之经验,这对于当时(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是极有意义之行动,对于今后,如果“二马”不诚心抗日而终为日本傀儡,西路军行动还是有其意义的。

  陈昌浩还从“客观事实”的角度,为西路军进行辩解。他说: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至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令迫与续战亦能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西路军可胜任。陈昌浩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认客观事实。因为客观事实如此,西路军不犯主观错误,可以击退或停止“二马”之进攻,可以完成任务,但不能根本消灭“二马”,这刚刚是给予主观错误以正确估计。

  陈昌浩还强调指出: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得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5页。]

  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陈昌浩又继续检查错误,时隔半个月之后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正像他在导言中讲的:第一次报告书“有很大的缺点。主要是我还没有认识到我在西路军中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此,他分别从渡河前后、西安事变后、中央和军委指示执行、国焘路线、永昌甘州时期等五个方面上纲上线的进行检查,“证明我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真正执行中央路线。”最后得出了“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93页。]的结论。

  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时隔50年后,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

  《历史的回顾》肯定了西路军的业绩。指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万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着“愧悔交加,余痛在心”的沉痛心情,基于“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的目的,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总结:

  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集中,受到极大限制。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了。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影响。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378页。]

  李先念是红西路军重要领导人之一,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者,也是红西路军及左支队全部历程的经历者和领导者。1983年2月25日,他写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上报党中央,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云等传阅了该文。3月12日,他在《给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该文的写作背景。信中说:

  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不够了解,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些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批示。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页。]

  在收到李先念的来信和《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后,1983年3月22日,做出重要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同上。] 3月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阅后再交中常委一阅。”[同上书,第270页。]

  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首先指出: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指示或经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从战略上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他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如果西路军急速西进,直插到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就可以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如果又能得到苏联的援助,部队有了大炮和充足的,那么至少有可能再打回东边。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个多月,丧失了战机。从国际关系看,当时苏联想拉住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从国内形势看,我红军主力在河东与蒋介石军队作战,以及西安事变后可能再爆发内战,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因此,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并几次考虑是否继续西进或东返。西路军自己在当时情况下直接西进也有顾虑。指导思想上的这种多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方针摇摆不定,却犯了兵家大忌。

  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他说: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条件也极其不利。最主要的,一是这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二是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基础,我们要在短期内把群众争取过来很困难。三是马家骑兵部队机动性大,我们过去又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四是经济落后,红军取得给养也很困难。可以说,仅仅靠西路军本身的力量,要在这么一个长达近2000里的狭长地带,消灭“二马”主力,创立根据地,西面接通新疆,东面接通河东,是艰难的。

  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同志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陈昌浩同志听不进去,严重轻敌。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

  李先念还指出:我的这些说明,会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遗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李先念还在结论部分,强调了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西路军历史的必要性。他说: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40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3页。]

  5.陈云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谈线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三)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指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的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一所公寓里,有一位老人每天伏案写作,为自己赚取维持生活的费用,他就是曾风云一时的张国焘。张国焘历时四年,写成了多达三册,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

  张国焘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人物,1937年3月,他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痛哭流涕地说:“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恶果很大。”“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转引自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并于6月,给党中央写出了《关于我的错误》的检查。然而时隔多年后,他在《我的回忆》中,对党中央和张闻天、等耿耿于怀,大肆攻击,发泄内心的不满。

  由于坚持错误立场,《我的回忆》谈到西路军失败的问题时,张国焘一面自称“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与他人辩论是非。”一面又假借别人之口,为自己辩解,无中生有地攻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责“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张国焘过河亲自策划指挥,就不会有西路军的失败。

  张国焘说:“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张国焘还假借朱德之口[朱德对张国焘的错误,坚持原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937年3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说:“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353页。]

  千里河西,屹立着西路军烈士们的座座丰碑;戈壁雪山,留下了西路军英雄们的铿锵足迹。西路军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仍然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在无根据地作依托,无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孤军远征,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先后占领了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五座县城,歼敌2.5万余人,给顽固坚持内战的“二马”势力以沉重打击。西路军在河西牵制了马步芳部、马步青部、毛炳文部等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在河西先后建立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四县的苏维埃政权,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河西走廊的影响,撒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培育了一批军事骨干,为后来人民军队各技术兵种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指战员们在西进征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感天动地,世代不朽,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路军精神,“是中国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日,载中新网。]给中国人和人民军队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认识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都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全面科学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3页。]也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 《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西路军的失败,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我们今天研究这样一段历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70多年前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条件和事实出发,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相。

  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事物矛盾运动渐进发展历史过程的最后结局。恩格斯指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了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但是,这种合力并不是各种意志和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和力量的相互冲突、相互牵制、相互抵消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从客观的历史矛盾运动的视角去认知,总体上讲,西路军的失败,是在当时特定的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红西路军、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央军、马步芳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盛世才部等国际国内的敌、我、友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各种矛盾纵横交织与发展演变,各方力量相互较量、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经过逐步的渐进演变和各个阶段的发展,最后造成的不幸结果。

  1.红西路军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发生在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进行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关头,发生在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动荡变化的时刻。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和各种矛盾造成的突发事变不断发生,导致西路军原定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不得不进行调整,以致最终陷于失败的困境。

  绥远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顾虑“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改变了原定由外蒙方向的援助计划,加之击破南敌方针未能实现,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搁置。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但使红四方面渡河部队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也失去原定的战略方向,在困境之中,不得不选择西进河西走廊,埋下了最终失败的根苗。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西路军的行动。为策应河东战局,西路军在东进与西进之间徘徊不前,迁延时日。特别是“由于西安事变后极为复杂的局势,苏共中央对中共的援助采取谨慎的态度,计划屡有改变”。[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当时在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西路军不得不努力建立根据地,以站稳脚跟,争取时间,待春暖后取得援助,导致陷于极为困难的局面。

  西路军渡河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变,是历史的当事人们难以预见的,他们只能从当时面临的历史环境中做出抉择。一系列重大突发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巨大的,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原定战略计划的一再调整和不断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些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24页。]笔者以为也是很有道理的。

  2.严酷的自然条件、不利回旋的狭长地形,缺乏社会条件与群众基础,也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正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但指战员们却缺乏冬装,仅穿着难以蔽体的单衣、单裤行军作战,面临着极为严酷的自然困难。正如陈昌浩所说,这里“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

  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绵延千余里,南北宽约一二百里,北临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南靠祁连山的狭长通道,缺乏战略回旋的地理条件。西路军进入这里,犹如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弄堂,非东即西,无法从南北两翼迂回作战,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

  河西走廊经济落后,文化闭塞,党在这里的影响薄弱。这里又是回汉杂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煽动,民族矛盾尖锐,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流血冲突。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红军到达这里时,当地群众对红军发生误解,持敌视和怀疑态度,都逃避一空,使红军的群众工作很难开展。

  战争的胜负,往往是综合要素较量的结果,其中,军事实力是最基本的要素。战略战术的运用,战斗精神的宏扬,无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参与围攻西路军的敌人有马步芳部、马步青部、毛炳文部、杨德亮部与空军第十五航空队,有正规军步骑兵3万人,当地民团六七万人,敌我约为6∶1,敌数倍于红军。而西路军几乎全是步兵,在同有着空军配合的敌人步、骑兵作战时,处于机动的劣势,往往陷于被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难以实施。战斗即便打胜,缴获往往不多,难以弥补消耗。这样旷日持久作战,红军人员、弹药、给养有耗无补,战力日减;而敌有依托与源源不断的补充,实力的天平渐趋于敌,优势日见。以致红西路军耗尽了自身力量之后陷于失败。

  4.党和红军内部思想认识不够统一,行动步调不够协调,另外还有张国焘的干扰,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因素之一。

  团结就是力量。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日,载中新网。]从西路渡河前后以致失败的过程看,党和红军内部有时在战略战术问题上的认识并不尽一致。大量的电报,表现出了党中央、中革军委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红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之间的不同认识。甚至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部,主要负责人、陈昌浩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各个方面的不同认识,固然有着自己的道理,但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部队行动的协调和一致,是不利于对敌作战的。

  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党中央以极为诚恳的态度“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不必再谈,务以协和团结为目标”。并预言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一生力军”。但遗憾的是张国焘北上后,思想并未与中央完全统一,在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上屡生枝节,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北上甘南后,他粗暴推翻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制定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强令红四方面军向青海进军,使红军丧失了北上会师,夺取宁夏的最佳时机。渡河期间,他消极对待中央重点击破南敌的方针,破坏海打战役的部署,影响到宁夏战役计划最终流产。部队渡河后,他不顾天候、地形、敌情等不利因素和共产国际援助尚未落实的情况,盲目乐观,急于要红西路军孤军西进。对此李先念指出:“至于张国焘,有的同志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曾经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这次他也可能心怀鬼胎,企图乘中央决定渡河攻宁之机,到河西去发展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62页。]

  5.红军有关方面主观认识的局限与军事指挥决策不当等因素,导致一些战斗受损严重。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是宁夏战役计划搁置后,根据共产国际来电和当时的战场态势匆忙做出的决策,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都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战役准备。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当时对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社会民情、民族状况缺乏深刻了解,特别是对战场的主要对手“二马”的基本情况、作战能力和特点缺乏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由于对浸透了宗教迷信和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二马”封建军阀队伍了解不多,将其当做一般的杂牌军去对待,产生了轻敌思想,招致了严重损失。

  由于轻敌思想的存在,西路军在一条山、横梁山战斗失利后并没有引起注意,盲目乐观,急于西进。甚至九军古浪失利之后,也没有意识到西进的危险性。我们从西路军早期中革军委、红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往来文电中,都可以看到对战胜敌人的绝对把握和对未来胜利的乐观估计。西路军内部“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

  军事指挥决策不当,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无论是九军在古浪的失败还是五军在高台的失败,都与兵力过于分散,红军之间缺乏有效配合与支援有很大关系。对此,、陈昌浩都曾以沉重的心情进行自责和总结。说:“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同上书,第236页。]陈昌浩也说:“对战斗环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同上书,第179页。]

  历史研究不仅要忠实地还原和展现历史的真相,也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从中受到历史的启迪。说:“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 《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这正是我们在红西路军失败70多年后,仍然关注和研究这一事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红西路军失败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判断形势,科学地估量实现奋斗目标的可能性。在实施战略方针的进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抓住时局的转变和历史机遇,制定出新的目标。第二,必须坚持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保持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性。这是党和红军取得一切胜利的前提和根本保证。第三,必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和红军力量的源泉所在,也是党和红军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第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将战略方针的基点,放到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敌、我、友关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善于利用各种条件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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