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彩63彩票登陆 > 李先念 >

70年长江日报走出一批传奇报人

  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武汉创办华中局(1949年12月改名中南局)机关报。5月,刚刚进驻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挥毫题写《长江日报》报名。5月23日,武汉解放仅7天后,《长江日报》创刊号出现在三镇街头。

  来自五湖四海的报人,在百废待兴之际,以空前的速度创立了这份报纸,为《长江日报》注入了坚持党报姓党,坚持贴近人民,与城市共奋进的基因。回首70个春秋,这份报纸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才华、奋斗、理想,也记录了多少人的传奇人生!一大批报人以此为事业起点,成为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外交家、诗人、作家、翻译家……

  熊复(1915年—1995年)1950年至195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后任中宣部秘书长、中联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让中原日报社的部分成员从郑州南下武汉办报。5月,张铁夫率十几人乘火车前往武汉,时任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原日报社社长的熊复则在《中原日报》停刊后,率全体报人迁来武汉。

  作为《长江日报》的创刊人之一,熊复在担任社长期间仍笔耕不辍,以至于后人回忆起来,都觉得他的生活除了读就是写。熊复写作时极其专注,妻子叫他吃饭都得大声拍桌子,才能引起他的注意。有时,熊复要赶写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可当晚又有社会活动必须出席演出现场,他就在民众乐园大舞台里写,写好一页交给秘书拿一页回报社打印。戏院里丝竹乱耳,人声鼎沸,熊复还能凝神定气,靠的全是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历练。他曾说,那时候为了与特务周旋,常在茶馆里写文章,习惯了之后,再乱再吵也能集中思想。

  调离《长江日报》后,熊复的笔依然没有停下来。1978年至1988年,他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为这本知名理论刊物付出了心血和智慧。在此期间,他一直与许多读者保持着通信联系,解答各种问题。晚年时,熊复整理了自己50多年积累下来的文稿、讲话稿,最终形成五卷本的文集,体量达300万字之巨。

  陈楚(1917年—1996年)1949年5月至1951年任长江日报社总编辑,1952年至1953年任长江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后任首任中国驻日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

  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东北日报社抽调一部分同志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武汉办报。作为当时的东北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陈楚在4月下旬抵达天津,与廖井丹等商量“到武汉办报叫什么名字?”最初想叫《中南日报》或《华中日报》,后来又考虑不以行政区划命名。陈楚提议:“干脆叫‘长江日报’吧!因为武汉面临长江,地处长江中游,有着革命历史传统,抗日战争期间,由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中共长江局就在武汉。”不久后,同意了“长江日报”这一名字,并题写报名。

  创刊之初办报艰辛,经常值完夜班已近天亮,陈楚和同事们幽默地引用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话调侃自己:“太阳升起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几年后,陈楚的舞台从新闻转向了外交。1971年,在经过了20余年的努力后,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1月2日派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会议,陈楚就是团中代表之一。1977年至1980年,他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第二任大使,其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始终慷慨激昂,不卑不亢。1979年2月,面对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的武装挑衅,陈楚致信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信中写道:“目前中越边境出现的局势,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造成的。”3月,他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哈里曼递交了新华社声明,声明中写道:“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

  陈笑雨(1917年—1966年)笔名“司马龙”,曾任新华社中南分社副社长。

  张铁夫(1922年—2006年)曾任《长江日报》副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郭小川(1919年—1976年)笔名“丁云”,曾任中南局宣传处长,著名诗人。

  贺敬之曾说:“要研究和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杂文,应该从马铁丁开始。”而“马铁丁”其实是三个人,1950年,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等人集体在《长江日报》上开设《思想杂谈》专栏,每期几百字,不摆架子、不教训人,只是与读者谈谈心。陈笑雨、郭小川侧重于文化、教育、艺术等问题,张铁夫则与大家聊农业等。短短两三年时间,“马铁丁”在《长江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刊发了500多篇杂文,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册出版,总印数达到270余万册,被贺敬之称为“新中国出版事业中首批出现的‘洛阳纸贵’现象”。

  随着工作变动,三人有了不同的人生。其中,郭小川因为在诗歌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早在抗战初期,郭小川就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战士诗人”。解放后他又创作了《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富于时代气息的作品。他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他还从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新辞赋体”,被誉为“革新能手”。郭小川一生三起三落,命运跌宕起伏,竟在1976年死于一次火灾。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时时纪念这位诗人。

  峻青(1923年—)1949年参与《长江日报》创刊,《长江日报》首批编辑、记者,后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最后的报告》等。

  峻青1946年加入中国,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年,他随军南下武汉,参与了《长江日报》创刊。

  在一篇回忆《长江日报》创刊的文章里,峻青写道:1949年5月16日,我们随着解放大军的先头部队之后进入这还响着零乱枪声的武汉,到5月23日《长江日报》面世,仅一个星期时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创办起一张大报,那简直像是在作战一样。

  身为《长江日报》的一名编辑、记者,峻青为这份报纸的诞生而感到自豪。他说:“这时,我衣袋里有一只在抗日战争中从日本侵略军手中缴获来的蝴蝶牌口琴。于是,我站在奥略楼最高一层,拿出口琴,面对那滔滔大江和三镇武汉,吹起了《解放军进行曲》。”

  峻青是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战士。上世纪50年代,他以《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力作登上中国当代文坛;上世纪60年代,他回到故乡胶东,写下了以胶东大地和胶东人民为描写对象的散文《秋色赋》等。1976年后,峻青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长篇小说《海啸》把他的“英雄文学”推向了极致;而上世纪80年代的《雄关赋》《沧海赋》等一批散文作品也颇有影响。

  峻青所写的400万字作品堪称为“红色经典”,因其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成为了一代人的珍贵记忆。

  绿原(1922年—2009年)1949年《长江日报》创刊初期,任《长江日报》文艺组组长,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另以刘半九的笔名翻译德国古典文艺理论和作品,荣膺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

  抗战胜利前后,绿原因其所写的抗战爱国诗篇,在年轻读者中广为传颂,成为“七月诗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之一。1947年绿原回到家乡武汉,次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那时绿原写的诗,大都是发表在曾卓和另一个友人编的《大刚报》副刊《大江》上。《到罗马去》《一个什么在诞生》《晴》等,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当时的斗争,但却含蓄地、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胜利和解放的信心。

  1949年5月23日,第一期《长江日报》出版,中共武汉市委调绿原等原武汉地下党员到长江日报社工作,由绿原担任文艺组组长。1953年,绿原离开武汉,前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

  几年后,因蒙受不白之冤,绿原被迫销声匿迹达20多年。然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没有失去信念,也没有停止思考、阅读、写作。当阴霾散去之后,绿原一篇又一篇优秀的诗作呈现在了读者面前。1980年,他写了《献给我的保护人》,读者们欣喜地又看到了绿原这个名字。此后,绿原坚持通过诗歌表达时代的声音,为祖国、为人民呕心沥血地歌唱,被誉为“中国生命力最强的诗人”。

  1983年,绿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边工作、边写作、边翻译,他以刘半九的笔名翻译德国古典文艺理论和作品《浮士德》《叔本华散文集》《黑格尔小传》等,荣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1998)、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1998)。

  为了纪念这位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诗人,独具特色的翻译家和编辑家,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绿原译文集》。

  梁斌(1914年—1996年)1952年出任《新武汉报》(当时的武汉市委机关报)社长、党组书记,以《红旗谱》等长篇小说闻名中外。

  1933年,19岁的梁斌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1937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1948年,梁斌随军南下,任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梁斌担任《新武汉报》社社长。

  当时的《新武汉报》有300多人,除了13位党员,还有很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一次报社大会上,梁斌发出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惊人”的号召:采编人员要下基层,只有到群众中去,跟群众滚在一起,才能写出好新闻。很快,报纸文风焕然一新,采访报道、文艺作品更贴近生活。

  1953年6月,离开《新武汉报》的梁斌正式开笔写作小说《红旗谱》。夏天,武汉黏稠的空气令人燥热,梁斌写作的地方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他就把两脚泡在凉水里坚持创作。

  因为真实地反映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八”事变时期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1958年《红旗谱》一出版便震动了中国文坛。这部120万字的三部曲长篇小说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式作品,茅盾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后,这部巨著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影响了无数观众。

  曾卓(1922年—2002年)1947年任《大刚报》副刊主编,1952年任长江日报社副社长。著名诗人,曾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进入《大刚报》主编副刊《大江》时,曾卓只有25岁,刚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但他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有人称赞:“《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

  在文学上,曾卓早早就崭露了头角,14岁就在《时代日报》上发表诗作,17岁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门》,被赞为“少年雪莱”,18岁与邹荻帆、绿原等人组成了“诗垦地社”。幼年时目睹母亲被遗弃,少年时又逢战争颠沛流离,年过三十还遭到屈辱与艰难。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曾卓始终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良”,寻找着一切机会写作、发声。他的诗作《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老水手的歌》没有喧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矫揉造作,只是朴实地唱出他心中的歌。作为湖北诗坛标杆性人物,其诗作形象在新时期初期被认为是代表着中国的良知和中国诗人的脊梁。

  直到现在,人们仍在怀念着曾卓。一个月前,曾卓诗歌馆在全国50余位诗人的见证下开馆。诗人们回忆着,最后一次在病房见到曾卓时,他还拿出了一首《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他真是用生命写诗的人,直至最后一刻。”

  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武汉创办华中局(1949年12月改名中南局)机关报。5月,刚刚进驻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挥毫题写《长江日报》报名。5月23日,武汉解放仅7天后,《长江日报》创刊号出现在三镇街头。

  来自五湖四海的报人,在百废待兴之际,以空前的速度创立了这份报纸,为《长江日报》注入了坚持党报姓党,坚持贴近人民,与城市共奋进的基因。回首70个春秋,这份报纸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才华、奋斗、理想,也记录了多少人的传奇人生!一大批报人以此为事业起点,成为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外交家、诗人、作家、翻译家……

  熊复(1915年—1995年)1950年至195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后任中宣部秘书长、中联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让中原日报社的部分成员从郑州南下武汉办报。5月,张铁夫率十几人乘火车前往武汉,时任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原日报社社长的熊复则在《中原日报》停刊后,率全体报人迁来武汉。

  作为《长江日报》的创刊人之一,熊复在担任社长期间仍笔耕不辍,以至于后人回忆起来,都觉得他的生活除了读就是写。熊复写作时极其专注,妻子叫他吃饭都得大声拍桌子,才能引起他的注意。有时,熊复要赶写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可当晚又有社会活动必须出席演出现场,他就在民众乐园大舞台里写,写好一页交给秘书拿一页回报社打印。戏院里丝竹乱耳,人声鼎沸,熊复还能凝神定气,靠的全是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历练。他曾说,那时候为了与特务周旋,常在茶馆里写文章,习惯了之后,再乱再吵也能集中思想。

  调离《长江日报》后,熊复的笔依然没有停下来。1978年至1988年,他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为这本知名理论刊物付出了心血和智慧。在此期间,他一直与许多读者保持着通信联系,解答各种问题。晚年时,熊复整理了自己50多年积累下来的文稿、讲话稿,最终形成五卷本的文集,体量达300万字之巨。

  陈楚(1917年—1996年)1949年5月至1951年任长江日报社总编辑,1952年至1953年任长江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后任首任中国驻日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

  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东北日报社抽调一部分同志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武汉办报。作为当时的东北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陈楚在4月下旬抵达天津,与廖井丹等商量“到武汉办报叫什么名字?”最初想叫《中南日报》或《华中日报》,后来又考虑不以行政区划命名。陈楚提议:“干脆叫‘长江日报’吧!因为武汉面临长江,地处长江中游,有着革命历史传统,抗日战争期间,由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中共长江局就在武汉。”不久后,同意了“长江日报”这一名字,并题写报名。

  创刊之初办报艰辛,经常值完夜班已近天亮,陈楚和同事们幽默地引用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话调侃自己:“太阳升起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几年后,陈楚的舞台从新闻转向了外交。1971年,在经过了20余年的努力后,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1月2日派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会议,陈楚就是团中代表之一。1977年至1980年,他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第二任大使,其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始终慷慨激昂,不卑不亢。1979年2月,面对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的武装挑衅,陈楚致信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信中写道:“目前中越边境出现的局势,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造成的。”3月,他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哈里曼递交了新华社声明,声明中写道:“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

  陈笑雨(1917年—1966年)笔名“司马龙”,曾任新华社中南分社副社长。

  张铁夫(1922年—2006年)曾任《长江日报》副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郭小川(1919年—1976年)笔名“丁云”,曾任中南局宣传处长,著名诗人。

  贺敬之曾说:“要研究和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杂文,应该从马铁丁开始。”而“马铁丁”其实是三个人,1950年,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等人集体在《长江日报》上开设《思想杂谈》专栏,每期几百字,不摆架子、不教训人,只是与读者谈谈心。陈笑雨、郭小川侧重于文化、教育、艺术等问题,张铁夫则与大家聊农业等。短短两三年时间,“马铁丁”在《长江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刊发了500多篇杂文,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册出版,总印数达到270余万册,被贺敬之称为“新中国出版事业中首批出现的‘洛阳纸贵’现象”。

  随着工作变动,三人有了不同的人生。其中,郭小川因为在诗歌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早在抗战初期,郭小川就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战士诗人”。解放后他又创作了《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富于时代气息的作品。他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他还从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新辞赋体”,被誉为“革新能手”。郭小川一生三起三落,命运跌宕起伏,竟在1976年死于一次火灾。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时时纪念这位诗人。

  峻青(1923年—)1949年参与《长江日报》创刊,《长江日报》首批编辑、记者,后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最后的报告》等。

  峻青1946年加入中国,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年,他随军南下武汉,参与了《长江日报》创刊。

  在一篇回忆《长江日报》创刊的文章里,峻青写道:1949年5月16日,我们随着解放大军的先头部队之后进入这还响着零乱枪声的武汉,到5月23日《长江日报》面世,仅一个星期时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创办起一张大报,那简直像是在作战一样。

  身为《长江日报》的一名编辑、记者,峻青为这份报纸的诞生而感到自豪。他说:“这时,我衣袋里有一只在抗日战争中从日本侵略军手中缴获来的蝴蝶牌口琴。于是,我站在奥略楼最高一层,拿出口琴,面对那滔滔大江和三镇武汉,吹起了《解放军进行曲》。”

  峻青是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战士。上世纪50年代,他以《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力作登上中国当代文坛;上世纪60年代,他回到故乡胶东,写下了以胶东大地和胶东人民为描写对象的散文《秋色赋》等。1976年后,峻青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长篇小说《海啸》把他的“英雄文学”推向了极致;而上世纪80年代的《雄关赋》《沧海赋》等一批散文作品也颇有影响。

  峻青所写的400万字作品堪称为“红色经典”,因其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成为了一代人的珍贵记忆。

  绿原(1922年—2009年)1949年《长江日报》创刊初期,任《长江日报》文艺组组长,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另以刘半九的笔名翻译德国古典文艺理论和作品,荣膺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

  抗战胜利前后,绿原因其所写的抗战爱国诗篇,在年轻读者中广为传颂,成为“七月诗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之一。1947年绿原回到家乡武汉,次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那时绿原写的诗,大都是发表在曾卓和另一个友人编的《大刚报》副刊《大江》上。《到罗马去》《一个什么在诞生》《晴》等,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当时的斗争,但却含蓄地、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胜利和解放的信心。

  1949年5月23日,第一期《长江日报》出版,中共武汉市委调绿原等原武汉地下党员到长江日报社工作,由绿原担任文艺组组长。1953年,绿原离开武汉,前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

  几年后,因蒙受不白之冤,绿原被迫销声匿迹达20多年。然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没有失去信念,也没有停止思考、阅读、写作。当阴霾散去之后,绿原一篇又一篇优秀的诗作呈现在了读者面前。1980年,他写了《献给我的保护人》,读者们欣喜地又看到了绿原这个名字。此后,绿原坚持通过诗歌表达时代的声音,为祖国、为人民呕心沥血地歌唱,被誉为“中国生命力最强的诗人”。

  1983年,绿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边工作、边写作、边翻译,他以刘半九的笔名翻译德国古典文艺理论和作品《浮士德》《叔本华散文集》《黑格尔小传》等,荣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1998)、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1998)。

  为了纪念这位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诗人,独具特色的翻译家和编辑家,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绿原译文集》。

  梁斌(1914年—1996年)1952年出任《新武汉报》(当时的武汉市委机关报)社长、党组书记,以《红旗谱》等长篇小说闻名中外。

  1933年,19岁的梁斌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1937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1948年,梁斌随军南下,任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梁斌担任《新武汉报》社社长。

  当时的《新武汉报》有300多人,除了13位党员,还有很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一次报社大会上,梁斌发出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惊人”的号召:采编人员要下基层,只有到群众中去,跟群众滚在一起,才能写出好新闻。很快,报纸文风焕然一新,采访报道、文艺作品更贴近生活。

  1953年6月,离开《新武汉报》的梁斌正式开笔写作小说《红旗谱》。夏天,武汉黏稠的空气令人燥热,梁斌写作的地方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他就把两脚泡在凉水里坚持创作。

  因为真实地反映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八”事变时期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1958年《红旗谱》一出版便震动了中国文坛。这部120万字的三部曲长篇小说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式作品,茅盾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后,这部巨著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影响了无数观众。

  曾卓(1922年—2002年)1947年任《大刚报》副刊主编,1952年任长江日报社副社长。著名诗人,曾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进入《大刚报》主编副刊《大江》时,曾卓只有25岁,刚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但他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有人称赞:“《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

  在文学上,曾卓早早就崭露了头角,14岁就在《时代日报》上发表诗作,17岁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门》,被赞为“少年雪莱”,18岁与邹荻帆、绿原等人组成了“诗垦地社”。幼年时目睹母亲被遗弃,少年时又逢战争颠沛流离,年过三十还遭到屈辱与艰难。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曾卓始终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良”,寻找着一切机会写作、发声。他的诗作《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老水手的歌》没有喧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矫揉造作,只是朴实地唱出他心中的歌。作为湖北诗坛标杆性人物,其诗作形象在新时期初期被认为是代表着中国的良知和中国诗人的脊梁。

  直到现在,人们仍在怀念着曾卓。一个月前,曾卓诗歌馆在全国50余位诗人的见证下开馆。诗人们回忆着,最后一次在病房见到曾卓时,他还拿出了一首《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他真是用生命写诗的人,直至最后一刻。”

  长 江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http://mushfiqphotos.com/lixiannian/1522.html
点击次数:??更新时间2019-05-01??【打印此页】??【关闭
  • Copyright © 2002-2017 DEDECMS. 织梦科技 版权所有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交流 
客服咨询
【我们的专业】
【效果的保证】
【百度百科】
【因为有我】
【所以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