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彩63彩票登陆 > 钱钟书 >

人们之所以纪念钱锺书是因为世间再无钱锺书

  钱锺书(1910-1998),中国现代作家,文艺研究家,代表作:《围城》、《管锥编》等,与饶宗颐并称“南饶北钱”

  钱锺书有众多为人称道之处。他健谈善变,舌璨莲花,《围城》里的机心巧语常被引为良训。他狂狷博闻,说起他的涉猎广泛,当属《管锥编》。还有他的爱情神话,碧桃花下、新月如钩,一生一世一双人。

  有人责其犬儒。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一度沉默,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鸵鸟“。

  我们在怀念钱锺书时在怀念什么?正如“知人”和“论世”的关系一样,只有在理解钱锺书所处的年代、了解他为人称颂和为世诘难的诸多原因,才能更理解其作品和时代语境的微妙呼应,以及身处特定环境下他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活跃在二十世纪,钱锺书却保留了许多中古士人的习惯,他的《容安馆札记》《管锥编》犹如天书,但这种手写札记在中古士人里十分普遍;他的考据、勤学令人惊叹,这一点晚清遗老和牛津教育对他影响很深;他立身端正,洁身自好,有人诘其犬儒,然而比起犬儒,钱锺书又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尤其在五十年代前,他的直言不讳为他惹了一身的麻烦。外人说他狂傲,钱锺书自评“狷者”,围绕钱锺书有很多复杂甚至矛盾的看法,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前半生的钱锺书狷介独行,后半生的他却遵从着父亲的忠告,小心“默存”。理解这种转变成为体察钱锺书的关键。二十年后,当大众纪念钱锺书,除了再度回顾他的幽默语录和美好爱情,更应看到他背后所代表的风尚,以及他在时代变革中的抉择。

  由此才能明白,是特定时代造就了钱锺书,钱锺书也只能属于特定时代。当二十世纪过去,士人遗风都随雨打风吹去,中国对过去完成告别,知识分子也退居边缘,钱锺书这样的文人就会远去。某种程度上,人们之所以纪念钱锺书,是因为世间再无钱锺书。

  如今,钱锺书被人熟知的是他的《围城》、婚姻、犀利言行和超强记忆力。人们惊叹于《围城》的机心巧语,也为钱杨夫妇的幕后故事羡慕三分。小说之外,钱锺书在校园的轶事被引以为趣。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里就惊叹道:“锺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844号。余在校4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钱锺书成为文化江湖的传说,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绝佳样本。他的学问,他的爱情,他对世事的洞察,以及他在动荡年代的自保,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狂狷人设偕同爱情神话,将钱锺书塑造为大众眼中的文化偶像。以致于二十年后,当大众媒体纪念钱锺书,用的标题仍是“最狂的才子,最深情的丈夫”。

  人们津津乐道钱锺书的“狂傲”,一次次在文章中复制粘贴他的大胆言论,有趣的是,这位“最狂的才子”却能在公共领域谨小慎微,尤其是在后半生,说话恪守着安全的尺度。这让钱锺书实现了一个奇迹,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后面的一系列考验,却总能化险为夷,并且保全清白之身。当同行为了活命不得不违心说话甚至出卖友人,钱锺书仍然和杨绛守在自己的冷板凳,继续默默耕耘着案头文章。

  这样能忍的钱锺书令人惊叹,对比前半生那个狂傲的他,很难不让人称奇。早年的钱锺书,是天下闻名的“毒舌”学者,施蛰存三十年代就与他认识,说他“学问是好的,嘴巴臭”,朱建国不解,施蛰存解释道:“他喜欢讲人家。他狂妄得狠呀。他背后讲人家都是挖苦人的。”

  那时,钱锺书不但敢于指出同行的浅薄,也喜欢假托小说家之口,冷冷地讽刺一众读书人。《围城》和《猫》就是例证。

  《围城》写于四十年代,钱锺书那时在杨绛的鼓励下,减少授课时间,投入小说创作,每天写五百字,写出一部小知识分子的浮世绘。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洞察令人拍案叫绝,它继承了《儒林外史》的风格,消解了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文化圈的冠冕堂皇。由于它的书写过于真实,很多人甚至猜测起小说人物原型到底是谁。叶公超、吴宓、顾颉刚甚至钱锺书自己,都被好奇的读者对号入座。

  钱锺书或许没想到,《围城》这部游戏之作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长销书。如今,《围城》这本1947年出版的小说,于1980年秋天重版后,一印再印,平均每年的印量过30万。最多的一年达100万。有趣的是,晚年钱锺书并不满意《围城》,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重印前记》里,他说:“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打算再写一本小说,但没有成功。

  钱锺书为何对《围城》不满意?他没有明说,不过可以从他在《管锥编》中的一段话找到启示。在《管锥编》中,钱锺书认为好文章需符合常山蛇势”,即“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而《围城》虽然机巧,却逞才过剩,表意过明,在思想密度和行文弹性上有所欠缺。

  同一时期,钱锺书还创作了中篇小说《猫》。《猫》创作于1944年。当时,批评家李健吾和郑振铎策划出版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二人准备向钱锺书约稿,原本敲定刊载小说《围城》,李健吾说:“西谛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期发表《围城》,作为补偿,他给李健吾发去了《猫》,后来收入小说集《人·兽·鬼》,这也是一篇讽刺人力透纸背的小说。在小说里,钱锺书讽刺文凭“好象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包羞遮丑”,说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他暗笑“归国读书人”自诩先进,把西方的学问看得比中国的学问“新”,却由于眼高手低、不通世故等原因碰壁。

  钱锺书的文风与他狷介、孤傲的性格有关。在英国留学时,他就比较孤僻,和中国朋友很少来往。杨宪益当时和他交朋友,有一次别人拉他俩聚会,人家都在交际,钱锺书却和他聊法国作家瑟维叶夫人的书札集,越聊越起劲,置别人于不顾。“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杨宪益:回忆钱锺书兄》)

  钱锺书从牛津毕业回国后,狂狷的个性没有改变,他被冯友兰邀请进入西南联大,在外文系执教,原本年纪轻轻,前途光明,却因为言语直接,“把人全得罪了,闹翻了,呆不住了。”(杨宪益语)据考证,由于口才极好,为人风趣,钱锺书在联大深受学生喜欢,但他因为购书一事与时任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产生矛盾,所以只待了一年,钱锺书就写信给叶公超,声称老父多病,需要陪侍,离开了西南联大。时任联大校长梅贻琦得知钱锺书离开,两次电报挽留,但没有下文。钱锺书这段联大经历众说纷纭,流传出不同的版本故事,总而言之是极不愉快的。

  从西南联大离开后,钱锺书已然有收敛狂狷的迹象,他把讽刺都写进小说、散文里,与人交谈则客气许多。四十年代做家教、去上海暨南大学当教授,乃至受聘担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钱锺书在同事中的口碑都很好,与西南联大时期大有不同,出格的言论也不多。可见早在建国前,他就已然懂得收敛锋芒。“默存”并非一蹴而就。

  1948到1949年,许多文人忧虑于政治形势,决定远赴港台或海外,但钱锺书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留在内地,去北京担任清华教授。建国后,考虑到严峻的政治形势,钱锺书继续保持谨慎,但私底下依然“毒舌”。有一次编辑陈丹晨问钱锺书:“听说您看不起曹禺。真的吗?”钱锺书严肃地否认道:“没有,没有……”紧接着一句:“那时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还有一次他去开一个翻译会议,名单里大部分译者他都不欣赏,他私下给傅雷写信道:“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

  晚年,钱锺书和年轻时已经大为不同,他淡泊名利,出言慎重,甚至后悔起年少轻狂,因自己的言行误伤了敬重的老师。他曾回忆起昔日与老师吴宓的过节,悔恨道:“我写文章只顾一时取乐,却万万没想到当年这篇文字会让吴宓老师那么伤透了心!自己的罪过不能逃脱,真该一把火烧光纸笔算了!”对于自己晚年的暴得大名,钱锺书则感到“浮名害我”,没有多少欣喜,反倒更加谨慎了。

  生活中,晚年的钱锺书也待人亲和,不吝赞语。陈丹晨找钱锺书组稿,“常常去到他们(钱锺书、杨绛)那里拜访问候,总是受到亲切的接待”;剧版《围城》导演黄蜀芹为了翻拍小说的事,揣着柯灵的介绍信去拜访钱锺书,“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后来《围城》拍出来了,黄蜀芹生怕钱锺书不满意,结果钱锺书看完剧后不吝夸奖:“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苏小姐、高校长、方鸿渐、孙小姐、汪太太等角色甚佳。其他角色亦配合得宜。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黄蜀芹与钱锺书、杨绛的交往》)晚年,钱锺书在信中经常夸人,但多是客气话,余英时认为这是他世故的一面,当不得真。有一次一位作家得意洋洋地展示钱锺书给他的赞语,钱锺书的女儿钱瑗说:“钱老著书,从不乱点赞人;但钱老写信,却多信口嘉奖人。”(《钱锺书的客气话》)

  但是,钱锺书的默存并不代表他臣服于犬儒精神。钱锺书依然保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对潮流的质疑,只是他反抗的方式和别人大有不同。

  《管锥编》就是钱锺书的反抗,一种回归到语言和文本的潜在发声。时值文革,为了自保,钱锺书选择用文言文悄悄写作此书。1978年,余英时访问中国时拜访钱锺书,问他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作,钱锺书打趣道:“用文言文才容易养活毒素。”杨绛日后在回忆说:“《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我们仨》)

  钱锺书用《管锥编》来抗议当时风风火火的文革话语,只不过由于此书艰涩,又是悄悄写作而成,所以外行把它当作高深莫测的“天书”,敬而远之。正是因为过于晦涩,《管锥编》书写于危险年代却得以留存,只是由于语言的隔阂让它无法被大众更多了解,剩余一些造神的养料,拼凑出文化偶像的神秘图景。这是历史的一个玩笑,对洁身自好的钱锺书来说,倒无关紧要。

  《围城》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的尾声,方鸿渐和孙柔嘉同在一处屋檐下,生活却愈发不如意,平添一肚子牢骚,方鸿渐不由感慨:“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二人打打闹闹后,难免各自“出城”的结局。“围城”这个大写的隐喻暗衬钱锺书的历史观,在睿智的语言里,他对世事、对人性抱持有失望,他的故事里少有超越阶层、性别、立场的人物,也没有进步的历史,城内人走来走去,主角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总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钱锺书怀疑着进步话语,也不相信存在主义式的安慰,所以他写的常是围城般的故事。

  钱锺书和鲁迅风格不同,对历史和人性的看法却有些相似,只是他们在看到历史的往复和人性的深渊后,采取了不同的处世策略。鲁迅是激烈的、斗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文字里有战国文士率性、朴野的气味。钱锺书则恪守着他的腔调,把清高、狷介的趣味发挥到极致,他的文字充满贵族气,但不让人感到做作。文革期间,钱钟书的沉默被后人质疑,不过,钱钟书至少做到不作恶,在那个诸多名流纷纷违心逢迎的时代,不作恶已经难能可贵。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钱锺书不愿同流合污,极少主动附和立场不同的权贵,他虽不是果敢仗义的文人侠客,但在黑暗年代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因此,日后的人要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会发现两种文学传统。一种,是鲁迅的传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种,是钱锺书的传统。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生逢乱世,可以默存。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政治家”特朗普:重新定义“敌人”和“朋友”2018-08-31 17:37

http://mushfiqphotos.com/qianzhongshu/1465.html
点击次数:??更新时间2019-05-01??【打印此页】??【关闭
  • Copyright © 2002-2017 DEDECMS. 织梦科技 版权所有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交流 
客服咨询
【我们的专业】
【效果的保证】
【百度百科】
【因为有我】
【所以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