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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曾说这本书在海外影响很大但作者其实误解了《红楼梦

  《红楼梦》中“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的对峙,包括后来宝玉并非自愿地迎娶宝钗,黛玉在潇湘馆孤独死去,这样的情节设计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及社会意义,曾激发过学者的持久讨论,是一百年前现代意义的“红学”确立后,始终争论的话题之一。

  不过,当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要从阴阳二元对立和四时五行的循环理论来阐发其意义,认为宝玉属土,黛玉属木,宝钗属金,以土金相生,金木相克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走向,并将基于阴阳五行原理而概括出的“二元互补”与“多项周旋”观点贯穿到《红楼梦》全书,认为构成小说的基本模式,还是令人大大惊讶的。

  是的,这是浦安迪成名作《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中的主要观点,出版于40年前,当时钱锺书就认为是一本“在国外影响很大”的专著。于是,随着近年海外汉学在国内的持续升温,这本名著也终于在近日被翻译成汉语出版。

  用阴阳五行原理来评析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情节,清代评点家张新之等就尝试过,只是浦安迪依托了西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神话原型批评,将这种原理运用进一步系统化,落实到了《红楼梦》“原型与寓意”两方面。“原型”指集体无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寓意”指作家个人的创作意图。

  虽然这是他的早年观点,但无论在他后出的学术代表作《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还是后来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中国叙事学》系列讲演,都坚持了这一观点。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他认为作家对五行观的运用在《金瓶梅》中只是初露端倪,到《红楼梦》则成为表述意义的首要框架。

  不过,当我细读了这本名著,对浦安迪解释分析《红楼梦》所提出的五行“多项周旋”和“二元互补”观,在佩服其玄思妙想的同时,总感到有很大缺憾。

  作者曾在《中国叙事学》中发问:有关《红楼梦》的阴阳五行结构那种暗示性应用,是否提高了对人生本质的理性认识?他似乎给出了肯定回答,而我的结论却恰恰相反。退一步说,即便这种结构用之《红楼梦》人物关系是新奇有趣的,其设计本身也是不严谨、不精致的。因为当他让贾宝玉属土、居中间位置时,就不应该提出让王熙凤与宝黛、湘云等处于四周的同等位置。一般认为,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青年女性是因与贾宝玉的亲疏关系而排列,除开同胞姐妹外,最接近贾宝玉的有黛玉、宝钗、湘云和妙玉四人,王熙凤的位置则相对较远,其重要性不是因为贾宝玉,而是在贾府的日常活动中显示出来的。在论述中忽视贾府家族地位的存在,导致其借阴阳五行设计人物关系以及对大观园论述,都存有很大的局限。

  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当我们用五行的物质性来规定人物、解释人物的品性以及彼此关系时,哪怕确实具有一定的概括提能,我们还是需要把人物置于具体的语境中,从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丰富起来、复杂起来。或者说,即使其对人物有部分的解释功能,充其量也只能充当分析的出发点而不是结论。

  至于浦安迪提炼出诸多二元互补概念,其实都是对小说停留在表面或者局部现象的归纳。即以他不止一次举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为例,这固然是从刘姥姥醉酒放纵的俗闹向妙玉静修和品茗雅静的场景转移,是从令人兴奋的环境中进入一个僻静角落。如果说这里确实有一种动静二元互补式交替,这样的概括,还是流于表面的。真正的问题是,当粗俗的刘姥姥进入贾府后,她尽管可以给大家带来“审丑”的热闹趣味,但其对静雅的冒犯,包括在宝玉卧榻酣睡,还是令人难堪的。来自不同阶层的冲突带来的不同意趣,才是更耐人寻味的。

  《红楼梦》是以大旨谈情体现出其文化史的意义的,但如何评价这种“情”,浦安迪仍是以二元互补性结构对其价值进行定位的。

  浦安迪提出,分析大观园的人物人生观,需要以更开阔的文化视野来放置“情”的位置。这样的观点,十分正确。不过,当他引入传统的“性”“理”概念来平衡“情”,以为这就是《红楼梦》追求的一种欲望平衡时,其实还是把作品的价值大大贬低了。因为欲望的平衡用之于薛宝钗等部分人身上,也许还说得通,但曹雪芹恰恰是通过贾宝玉心仪于欲望不平衡的林黛玉等,才把“情”超越于传统文化的力量大大张扬起来,并以这种张扬,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末清初发生的重大裂变,一种历史文化的质的飞跃。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是海外的红学名著,也是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有所谓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在比较中既发现人类心智的普遍性,也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应该是比较研究的题中之义。作者将西方叙事文学的名著与中国的《红楼梦》等文学名著进行比较时,固然强调了《红楼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种种特点,但基本结论,却是以外部的差异而不是内部的差异来发现《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的独特性的。也就是说,在浦安迪这里,《红楼梦》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著作,是以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西方文化体现出差异的,而《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内部本身的特殊性,自身的文化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曲折变化,反而被遮蔽了。

  浦安迪这部名著发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其时,海外汉学界正悄悄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曾被黑格尔巨大阴影笼罩的关于“中国文化无历史”,即“历史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所以无法从自身的传统延伸到现代”的观点依然有一定市场,比如美国史学界有关中国的“回应西方说”“传统和现代”二分说、以及日本思想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论”“挫折论”还在流行;但是,另一方面,力图从中国自身发现历史的进程、发现各阶段特殊性以及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步伐,已经成为学术界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如同美国的柯文一本论著书名显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日本沟口雄三的名著《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还有可以跟海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相呼应的赛义德名著《东方主义》,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表了。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看,当浦安迪体系化地构建起有关《红楼梦》的二元互补和五行多项循环理论,认为这一自我循环原理,足以代表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礼仪空间的静态的、非叙事性特点,似乎《红楼梦》的集大成性,并不在于文化的创新,而恰恰在于传统的汇总,因为无论最古老的神话原型还是上古以下的儒家经典,都能在《红楼梦》中找到它的循环式复现。结果是,尽管他给了《红楼梦》无限赞美,并在文本的深入研读上提供了一些启发性观点,但就本质论,论著还是在“中国文化无历史”论的阴影中徘徊,或者说,这是以无意识方式体现了西方中心观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精致化改造,虽然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作者有意要摆脱西方中心观而出现的不适症。仅仅从这一点上说,这本名著也是值得翻译和深入研读的。

  平心而论,浦安迪是一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明清小说的西方学者,其对文本的反复精读中,确实涌现了不少玄思妙想。我撰写有关《金瓶梅》论著时,曾从他的《明代小说的四大奇书》中得到过不少启发,目前他正致力将《红楼梦》移译成希伯来文的工作。这也是他热爱中国文化的一种明证,但愿这种热爱是建立在客观而又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特质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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