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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上海张爱玲的上海我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南京路(图/图虫创意)原标题:钱锺书的上海,张爱玲的上海,我的上海上海人在生活中比较理性,不大会因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去浪费自己的情感和精力,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会尽量避免不

  上海人在生活中比较理性,不大会因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去浪费自己的情感和精力,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最近,“上海精神”这个词常被人挂在嘴边。这让我这个在上海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普通人感到与有荣焉。

  比如,据我所知,最早提到“上海精神”这个词的可能是周作人,1926年,他在《上海气》这篇散文里第一次提到了“上海精神”。可他嘴里的“上海精神”不仅不高大上,而且几乎还是当时中国“负能量”的大荟萃。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

  显然,在周作人看来,“上海精神”或“上海气”就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是“过了度”或“俗恶”的文化,并且既不“理性”,也不“风致”,即有风雅和情调。

  而且,他在文章里还进一步指出,“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著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

  别以为周作人是因为在东京留学多年受到日本人的茶道的影响,比较讲究日常生活的恬淡情调和其中所蕴含的清寂与刹那之美,才对上海这个华洋杂处喧嚣奢靡的大都市不以为然。

  他的朋友林语堂虽然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来到哈佛读过书,对比上海更为喧嚣的纽约也很熟悉,再后来还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了七八年,可是他对上海同样也是毫不客气。

  1933年,林语堂写了散文《上海之歌》,在他笔下,上海是个“著名的铜臭的大城”,是“中西陋俗的总汇”,犹如“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不伦不类。总之,一句闲话,上海是座“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的山寨版的西方城市,但却又结合了中国文化的阴暗面,所以变成了个令人作呕的四不象的地方。

  而且,林语堂还只怕老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早在1930年就用英文写了内容大同小异的《献给上海的赞美诗》(A Hymn to Shanghai)来疯狂吐槽上海。

  不过,对于我这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搞文学的人来说,个人认为打击最大的还不是周作人和林语堂这些人,甚至也不是沈从文1934年前后在《论“海派”》等文中当年所怒斥的上海的文学风气: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可我觉得,沈从文虽然批评海派文学和高大上的京派文学相比有点低俗,多少还承认上海是有文学的,但是还有一个人甚至对上海有无文学都提出了巨大的怀疑,他就是对上海最冷酷无情的钱锺书。

  用上海话来讲,他也是现代作家里最为“出壳”(tricky)的人。1946年,他在小说《猫》里非常“杀根”(Shocking)地说,和北京比起来,“如果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

  当年我看到钱锺书的这句话时,几乎晕厥,因为这比一万点暴击给人带来的伤害要多好几万倍!没想到我好不容易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了上海的交通大学教书,自以为自己好像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文化了,却被钱锺书这句话无情地一笔勾销了。

  可钱锺书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要讲高雅的文艺学术,上海当年的大学的实力不仅比不上北京,就是比南京的也差了很多。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1942年1943年搞了两次部聘教授的选拔,先后入选的45名教授都是当时各个学科的大佬,其中人文方面的来自北京和南京的大学的教授占了大头,如西南联大有陈寅恪、冯友兰等,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有提出著名的中国东西地理人文分界线即“瑷珲-腾冲一线”的胡焕庸,还有国学大师胡小石等,来自上海的大学几乎剃了个光头。

  而之后1948年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中,在人文组的28个院士里,上海的人文学者入选的除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外,也几乎等于零。

  对此,我除了徒叹奈何之外,也只能暗自庆幸,还好我来的上海已经不是民国的上海了。再说当时的我也来不及“思想”这些高雅的东西,我首先得像每个上海人一样利用自己的“手足”和“腰腹”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生活下去。

  那时还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区的道路还很狭窄和弯曲,地铁还只有两根线,最长的一号线也才只通到锦江乐园。

  而我住在和郊区无异的上海东北角的五角场,每次我到自己工作的交大闵行校区上课时,都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骑自行车或者换乘一天到晚挤满人的公交车到徐家汇的交大本部,然后再换学校的总是充满了柴油味的班车颠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闵行的分部。

  这还是顺利的,有次因为各种堵车,又加上没有赶上班车,我居然用了四个小时才从家里赶到学校,而这时我的课早已经结束了。可是,这对那时没有来过上海的朋友来说,实在是很难理解了。因为大家想象不到上海到底有多大,而当时的交通又有多么不方便。

  我工作没多久,我的一个在内地工作的南大师兄来上海出差,他晚上到了上海后,迫不及待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备课。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来上海了,因为是第一次来,他马上要和同事去逛外滩的夜景。他让我立即到外滩去和他碰头,因为他在邮电局工作,特地给有集邮爱好的我带了几本内部的集邮册。这当然是免费的。

  我一方面对师兄这么多年还没有忘记我的小癖好感动得几乎要潸然泪下,可一方面我却不得不冷静下来,因为第二天早上一二节我有课,也就是说,我第二天五点就得起床,赶早班公交车到交大本部,再赶班车到闵行,这样才能在八点之前走入教室,传道授业。

  而且,那时我还没有手机,他要我到外滩的茫茫人海中去找他,并且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我只能忍痛拒绝了。

  果然是师兄,他很善解人意地对我说,我晚上可以到他住的宾馆去见他,这样可以和我像在南大时一样连床夜话,然后明天从宾馆直接去交大上课。可是他住的宾馆却在浦东,从浦东到交大的路我一点也不熟悉,而且和他连床夜话一宿之后,我必定真气外泄,第二天估计和学生上课聊天的力气恐怕一丝一毫也没有了。

  我只好再一次痛苦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邀请。随着电话里传来咔嚓一声,我知道,我和师兄的同床之谊就此告一段落了。之后,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插播一条寻人启示,希望多年后能看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师兄可以原谅我当初的“非礼”,并请直接加我微信,以告诉我当年的那套集邮册还在不在?

  我要坦诚地说,这是我二十多年来最牵肠挂肚的事情了。所以,请师兄加我微信遇到验证时,直接回“集邮册还在”就可以了。

  所以,在上海工作没多久我就发现,在上海,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提前说好才行。因为上海实在太大了,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很有限,不可能过随机的生活。

  诗人穆旦在1976年写的《冥想》里有两句诗,“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觉得虽然用在这里不是很合适,但却很能表达我这么多年在上海生活的心声。

  我想,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在上海生活,几乎没一个不得不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的,但这也只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而已。

  可能正是这样,上海人在生活中比较理性,不大会因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去浪费自己的情感和精力,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就难免给人一种为人处事很精明也很冷淡的印象。

  其实,这其中既有文化的关系,也有生活本身的不得已。因为即便是超人,在上海忙忙碌碌一天后,也没多少精力再去做别的事情,以及再勉强打起精神对别人热情相待了。

  当然,这也是为何上海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分寸感的原因,因为上海太大了,没有谁敢夸口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事情。而每个人也因此感觉到自己的限度,这种限度使得上海人一般不会为人太甚,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也常常给别人留下空间。

  这个特点或许是让自认为“中庸主义”的周作人吃惊的地方,因为现在的上海人以及文化的最大的特质就是“中庸”,一切都并不追求“过度”,而是追求适可而止。这也许是上海现在已经不是“冒险家的乐园”的原因,首先是上海已无险可冒,其次是上海人一般也不愿意去冒险。

  很多年前,一个朋友到上海来玩,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当他谈到上海有个朋友的文学观点时,认为很无厘头,他还随口说如果这个朋友在“某地”对文学作这样的批评的话,可能就叫人给“封杀”了。

  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事,且不说上海很少有这样“见义勇为”的人,而是只要他的意见没有影响到自己,大家的态度都是“让伊去”。而即使真的对方批评了自己,最多也是力所能及地吵一吵,骂一骂,决不可能把对方给“封杀”了。

  上海这么大,不仅谁也不可能“封杀”别人,而且谁也不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所以,张爱玲1943年在《到底是上海人》里说,上海人虽然受到“近代高压生活”的挤压,“新旧文化”的“畸形”的交流,可却养成了“一种奇艺的智慧”,那就是做坏人也是有分寸的: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其实,这也是因为上海比较大,谁也不能一手遮天的缘故。因为恨,也是需要有实力的。可在上海,谁也没有把一个人“恨死”的能力。大家彼此也只好相安无事了。

  就以我熟悉的上海的大学来说,因为不仅数量多,隶属关系也比较多元,所以只要愿意,一个人在这个大学不高兴了,总可以换个大学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总有口饭吃。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上海,每个人只要有人讨厌,就会有人喜欢。所以,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也只能忍着。这个特点往好点说,就是文化上比较宽容。这也许是上海过去因为华洋杂处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一点,可能是当年批评上海这座城市是“猪油做的西洋点心”的林语堂想不到的。

  我想,可能也就是这些原因,使得“上海精神”和其他地方的城市精神相比,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就我个人的感受,“上海精神”是比较生活化的,那就是为人处事不会很过分,而是多少都会有点分寸感,不是很容易为情感所左右,再就是比较有包容性了。

  当然,上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洋派”了。比如,很多年前,上海本地人对外地人一律称之为“乡下人”,随着这些年来的开放,上海本地的朋友忽然发现很多外地人其实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于是就用了“YP”来代替。

  所谓“YP”,有人说是上海话“洋盘”的缩写,即不了解上海世面的“外国人”,有时也说有点糊涂的本地人,可也有人说是电脑“硬盘”的缩写,表示和上海人这个比较灵活的“软件”相比,有点缺心眼的意思。

  但这些解释我觉得皆无不可。不瞒大家,有人也说过我是个“YP”,不过,我不仅不生气反而莞尔一笑,因为人家说的没错,我本来就是个“YP”。再次,就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能用大写的“YP”来称呼我这样的人,举目四顾,在中国,也还是比较洋气的上海才能有的。所以,我真心地觉得,这个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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