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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逝世20年后厦大教授谈《围城》: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人性之书

  4月9日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携新书《钱钟书交游考》来到郑州和读者分享,并接受大河报记者专访。在钱钟书逝世20周年之际,他以一个“喜欢读钱书的爱好者”的身份,将近年来对钱锺书的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学术趣味的研究、解读文章结集成书,展现钱锺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作品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和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

  谈及钱钟书的作品,人们最熟知的是《围城》。在谢泳看来,单纯认为是一部关于婚姻和爱情的小说,总稍嫌简单。他的理解是,这一部关于人性的书,“钱钟书的意图在于揭示人性中的弱点和无法消除的根性”。

  他解释说,《围城》的生活范围算得是上流社会,至少是中产阶层,在一般认识中,都是知书达理的,但钱钟书的目光却正是要针对有教养阶层的弱点,他要告诉读者,外在的教育和知识很难改变“人的基本根性”,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过如此。书中对人性弱点的揭示最明显,钱钟书笔下的人物中,几乎没有他不讽刺的。

  谢泳认为,《围城》的主要贡献在于语言和叙述技巧,特别是钱钟书的讽刺艺术和把各种知识巧妙融合与应用自如的本本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部小说的着眼点在探索人性,叙述人生,对于具体的时代现实生活并没有刻意描述,他注重的是日常社会生活,注重的是常态的人生遭遇。所以笔下所有发生过的社会生活和处在其中的人物,他们地位是平等的。这使其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不会因时代具体生活发生变化而失去阅读价值,是常读常新的小说。”

  对于钱钟书的研究,谢泳认为有两个特点值得读者关注:一是钱钟书是接受过中西方两面完整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中西学都比较好,因而研究钱钟书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要求越来越高,英文好是起码条件,这样才能对钱钟书的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个是钱钟书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均有成就的人,这非常难得,相比创作,做研究只要坐得住冷板凳肯吃苦一般都能做出来点东西,但创作则需要才情,钱先生自己也有讲,他后期也觉得自己才情不够了,所以更侧重了研究方面。

  翟天临博士的学术风波,让人联想到钱钟书在《围城》中关于博士学历的看法。谢泳表示,钱钟书提到科举、状元一类人事,向不以为然。大致观点为现实社会中普遍觉得再有学问没有学历不行,其实文凭应该是为了水平而存在的。钱钟书不仅《围城》里有方鸿渐痛骂博士头衔毫无实际这样的间接评价,也有在《谈艺录》里引过“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这样的话。

  有关钱钟书与陈寅恪的关系,在坊间有各种传闻,谢泳在本书中也有所考证。他说,钱钟书比陈寅恪小二十岁,已不是一代人了,并未找到两人的直接交往记录,钱钟书的专业是文学,陈寅恪的专业是历史,只是在涉及文学的交叉领域,他们才产生学术上的比较问题。“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钟书和陈寅恪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非常敏感,保持内心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是他们共同的地方,至于相互间有什么看法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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