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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竟有如此作传者可气!”

  杨绛先生去世后,市场上出现了好几种她的传记。这些传记中,我只看过一种,就是罗银胜撰写的《杨绛传》。该传记第一版200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十年前,笔者对该版传记在博客写过一篇不长的书评———《不可思议〈杨绛传〉》,对该书予以差评。2011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以《百年风华:杨绛传》为书名出了第二版,2015年又出了修订本。2016年5月25日,杨先生仙逝。此后,在书店看到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赶印的这本传记,又见到天地出版社以“《杨绛传》(追思纪念版)”为名推出的最新传记。“追思纪念版”书后注明的修订时间是“2016年5月26日”。

  笔者看到介绍说,此书经过杨绛先生把关,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云云。但翻阅此书后,忍不住要说几句。

  在“追思纪念版”封面显著位置,写着“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宣传语,作为一个很大的噱头。实际上,在10年前的第一版《杨绛传》里,作者只字没提杨先生审阅书稿事。那时书的封面上有一行并不醒目的标语:“第一部关于杨绛的人物传记”。但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此前已有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和《钱锺书与杨绛》(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出版。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孔庆茂《钱锺书传》前,怕引起钱锺书的不快,特地让编辑张昌华致函传主,向其告知要出版传记的意愿,希望他能过目,予以认定。钱锺书得知后,很快回信予以否决。他还说:“杨绛衰病,无气力审读此类著作,然此传既未得 传主 本人同意,作者岂 文责自负 耶?”杨绛另外又致函张昌华,要其坚决“劝阻此书出版”(张昌华《走进钱锺书》)。但是,出版社并未尊重钱氏夫妇意见,还是把书给印了出来。可以看出,钱锺书本人无意读此类书稿,一般都是杨先生过目。当时杨先生80余岁,已“无气力审读此类著作”,况在百岁之年还会费心力去给一个不相识的后学审稿吗?

  那么,在罗银胜的笔下,杨先生是如何“审阅”书稿的呢?杨先生听说罗要写她的传记,就劝他不要写,趁早放弃,不意想作者不仅执意要写,还把稿子寄给她看。罗说,一年多后,杨先生将书稿回寄给了他。他只透露了一个细节,杨先生对他发牢骚说:“小罗啊,你真累人啊,还花了我好多钱呢!”至于杨先生对他的稿子进行了怎样的修改,提了什么修改意见,只字不提。

  然而,在杨先生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2011年4月13日,明确地记录着她对罗版《杨绛传》及其本人的态度:“友人电告:听《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罗银胜《杨绛传》新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已将网上胡编乱传的所谓 杨绛谈张爱玲…… 全部收入。竟有如此作传者,可气!”(《杨绛全集》,第九卷,第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在传主刚刚逝后,即擅自大肆宣扬杨先生亲审书稿一事,已引起学界反感。周绚隆先生说:

  现实中许多人怀着各种目的去接近她,杨先生对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备。她不愿拂别人的面子,但对过分的要求也绝不答应。不求名利,也不愿被人利用和欺骗。她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请别拿我做广告”(遗憾的是,杨先生刚一去世,坊间立即冒出了一本所谓“经杨绛先生亲自审阅”的《杨绛传》,公然绑架了故去的老人欺蒙读者)。(周绚隆《不够知己的纪念———忆杨绛先生》,《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钱锺书先生把自己比作一块臭肉,知道会有苍蝇来下蛆。杨绛先生走了,钱先生肯定会说:“又多了一块臭肉。”听说杨先生刚走不久,有关她的传记已经应运而生,还是得到杨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似乎是“死无对证”,谋划之深,出手之快,令人叹为观止。其实真正被杨先生认可的带传记式书只有一本,就是吴学昭先生所著《听杨绛谈往事》。该书出版后,杨先生赠我一本并说这本书最后定稿时,“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校核的。”(潘兆平《是永别,也是团聚———悼杨绛先生》,《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262页)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宣称“杨绛作序 唯一认可的传记 ”,确是有根据的。在该书《序》中,杨先生特别强调,对已面世的传记,她只承认吴学昭这本:“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求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与杨先生交往30余年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说,吴学昭“是杨先生最亲密的朋友,还是帮她料理法律事务和唯一授权作传的人”。(莫宜佳、莫律祺《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孙悟空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杨绛先生的自我阐述》,《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110页)

  传记写作之难,在无米可炊,但杨绛先生传记的写作恰恰相反,材料完整得几无需他人费力搜集。杨先生曾说:“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听杨绛谈往事·序》)无奈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以为,给杨先生作传记最适当的人选只有她自己,旁人不该大胆掠美。杨先生不是很好的小说家,但肯定是绝好的散文家,她有“传记文学”色彩的回忆作品堪称经典,当代名家中似无出其右者。其实要是真喜欢她,根本不需要找别人写的传记看,只要看看她那些或长或短的散文和回忆录即可。

  给她作传的几位作者,也知道写她的传记比写钱锺书的传记来得简易便捷,所以他们的文献引得里满眼皆是《杨绛作品集》《杨绛散文》《杨绛作品精选》《我们仨》等“第一手资料”(后期出版的《杨绛文集》《杨绛全集》都没用上)。

  多年前,学者评价第一本杨绛传(《杨绛评传》)的话,一点不过时:“杨绛传即杨绛文,压根毋庸代拟,就是僭越,也只能屈文才做个抄抄编编的 写字 或 小秘 ……看过《杨绛作品集》的人,不必再看这本《杨绛评传》,而单看了这本《杨绛评传》,不能说不必更看《杨绛作品集》。”(李洪岩、范旭仑《评〈杨绛评传〉》,《为钱锺书声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杨先生已经提供了现成的资料,做书者抄抄编编已不可避免,但起码要说清资料的来源,让人找到出处,这也是基本的学术规范。然而,罗银胜撰写的《杨绛传》实际并非如此。令笔者诧异的一处是在《杨绛传》第十六章“拍卖风波”中,作者在谈及钱锺书晚年书信时(第367-368页),竟大段大段地抄录笔者的《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刊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一文。近一千字,作者几无改动。

  好的传记必须要有严谨的史料梳理和考证,确保史实的真实和准确。钱锺书先生对回忆、传记之类的东西多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里有一段比较长的关于自传和别传的论述)。所以传主的回忆不该全信,必得下一番苦功夫才可。但是,罗银胜撰写的《杨绛传》缺乏严肃的考证,没有征引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杨先生在清华读书事为例。早有学者考证清楚,她是由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的,开始只是借读而已。此后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也明确写清了此事。但作者在传中就是没把这事搞清楚,直接就写成杨绛考进清华读研究生。

  再以苏州黄恽先生文章为例。黄恽先生潜心钩沉吴地掌故,先后撰有《〈申报〉中的杨绛》《杨绛先生百年———〈振华校友〉卅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杨绛》《杨绛在东吴大学的室友》《杨绛与周芬》等文,披露了不少早期杨氏生平新史料,譬如她在启明女校最后一年的成绩,在东吴大学参加苏州女子运动会的情形,在牛津大学给王季玉校长去函自述牛津生活等细节,皆可补入传记之中,以填杨绛记忆之外的空白。可惜,罗银胜撰写的《杨绛传》对新史料、新成果没有吸收进去。一本传记连起码的生平史实都不能搞清楚,很难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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