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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争”

  应该说,“不争”,是杨绛先生一辈子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敌人面前,杨绛是“争”的。她的“争”,是由家国恨民族仇所激发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骨气的表现。当然,她的“争”也是讲究策略的,有时机智,有时横眉。

  1945年的一天上午,杨绛在家听见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两个日本人,只好把他们让进来,同时说给他们泡茶,就三脚两步上了半个楼梯处的亭子间,不一会倒了两杯茶下来。她以倒茶为名,实际是为了把钱锺书一包 《谈艺录》的稿子给藏起来。

  那两人问她:“这里姓什么?”“姓钱。”“姓钱?还有呢?”“没有了。 ”“这里住的只你们一家,没有别家? ”“只我们一家。 ”那两人反复盘问了几遍后,说要打电话,杨绛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亭子间的门口,他们就去打电话了。这时钱锺书的叔父在三楼听见日本人正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悄悄对杨绛说:“我看见他们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 ”于是她由后门出去避到朋友家去了。过了好一会儿,钱锺书的堂弟跑来,说日本人不肯走,要是杨绛不回去,就把钱钟书的两个堂弟给带走。杨绛想,出门这半天了,回去怎么应对呢?这时她忽见一个篮子装着十几个鸡蛋,就向主人借来提着,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说婆婆的胃口不好,去买了些鸡蛋回来。那两人大声喝问:“杨绛是谁?”杨绛说:“是我。”“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 ”说着还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们是找我啊? ”

  “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如此机智应对盘问,不留一丝破绽,日本人无话可说。杨绛她说自己“向来能镇静,也能使劲想办法”。这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让人叹服。

  某一天,时为“代课先生”的杨绛为了每月三斗米的薪水,乘电车去学校上班。车过黄浦江大桥时停下,一日本兵上车检查,全车的乘客都按要求站了起来,杨绛心中本不愿行这个“礼”,于是迟疑了一下才站起来,就显得比别人略晚了些。那个日本兵觉察到了,非常不满地来到杨绛面前,而杨绛却低着头没理会,日本兵就用食指在杨绛的颔下猛抬了一下。杨绛脑中嗡地一下:“竟有此事! ”不禁大怒,没等日本兵发话,她就使劲一字一字地咬着呐喊道:“岂有此理! ”

  全车的人没料到,这一声呐喊是从一个柔弱女子的口中迸发出来的。静默的车箱里,似乎有导火索在嗞嗞作响,直叫人窒息;人们的背脊上仿佛有毛毛虫在爬动,好不难耐……杨绛却如雕塑一般,斜着头,目光坚毅地望着窗外,紧咬牙关,不著一言。时间一秒一秒慢慢地挪动着,每一秒都好像比一分钟还要长……不知道因为什么,终于,那日本兵退了一步,转过身,蹬着军靴出了车门。

  这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声呐喊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体现,所表现的是民族仇家国恨的怨怼,是士可杀不可侮的血性,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所散发出的骨气!或者说,受到敌人“竟有此事”的侮辱后,敢不敢于有一声让人解气的呐喊:“岂有此理! ”就是测试一个人有无骨头、骨头直不直的试金石。

  “不争”,是我们力求的与人处世的境界。但是遇到不能不“争”时,那就得义无反顾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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