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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散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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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于2017-06-24展开全部平淡之中见真情.. 杨绛的散文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具体地说,是充满了一种力图以喜剧精神压倒悲剧精神的努力。她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残酷的岁月记忆,减弱沉重的精神压力。她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对话情态、闲趣琐状,充分表现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杨绛不希望读者随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需言喻的生活体验。

  杨绛的散文呈现出一种活淡、平和、睿智的风格。在艺术上,语言表达简洁、凝练、幽默,结构安排比较机智,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昕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总是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

  展开全部杨绛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新时期以来她以古稀之龄,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杨绛散文的数量虽不多,但冷静从容,冲淡自如,深情款款,在新时期散文领域独树一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

  杨绛身书香门第,性情淡泊,才情出众,同时又饱经尘世变换,领略了风霜雪雨。她在散文中怀忆往昔、追想故人、感慨人生、洞察自我, 自然而然地展露着她深厚的艺术功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人格修养。

  读她的散文,仿佛在与一位温和而宽厚、睿智而幽默的长者品茗闲聊,听她讲童真童趣,述亲情友情,谈人生体验。跟着她自由的心灵和笔触穿梭在时空轨迹中,浏览时代的斑斑痕迹,体会人性的林林总总。她的散文没有虚伪和矫饰,从不故作崇高,只是以平实的笔触,静静地予人以淡泊、宁静的审美感受。

  一是写文革前和其间的亲历感受的。以《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控诉大会》《第一次下乡》等为代表。这是她散文中最富盛名的部分。作者表现了在“”“三反五反”“文革”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从讲台走上被批判台,从学者变成控诉对象,从大学校同走向社会主义农村。命运的改变、肉体的摧残、精神的磨难令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绝路。这个时代过去后,愤怒声讨、控诉批判是自然而然的,文学领域更是首当其冲。而在伤痕文学充斥文坛之时,杨绛却鲜有这种主流话语,她把自己受到的精神、肉体摧残平静地、默默地转入到自己的文本叙述中,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来痛定思痛。如写被批斗游街的情景:

  ……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

  这里没有声泪俱下的血泪控诉,也没有义愤填膺的猛烈声讨,作者只是平和地把人物的真实境遇传达出来,但这种本真、细腻的描述却更加痛人心腑,字里行间都深刻地批判了野蛮愚昧的民族劣行,显示了作者乐观、倔强的个性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

  杨绛不但没有沉溺于自我哀伤中玩味自己的苦难,反而在苦难中以豁达、宽和的心态观照生活,发掘其中的种种趣事,以诙谐幽默的笔墨勾画了特殊岁月中的温情世界。她写何其芳拿泡肥皂的漱口杯去打红烧鱼;写扫厕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写恶劣环境中的黑夜“冒险”;写钱锺书在干校“脱胎换骨”而面目全非……毫不张扬、平静叙述着的,一切让人笑中含泪,体味着作者心中的辛酸与悲凉。

  杨绛始终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饱经苦难的生存磨练体现为一种自觉自然的质真和朴实,这是作者人格魅力的显现。作为一个劫难中的知识分子,杨绛始终显示了她独立思考、不屈不挠的精神。她想方设法去抢救《堂吉诃德》译稿,认为政治学习“耗费时间”“耽误业务工作”,这些“胆大妄为”的言行都显示了她不随波逐流、心口合一的个性。她多次言道:“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所以历经整风、跃进、下乡、干校,倔强的杨绛“我还是依然故我”。

  杨绛善于把苦难的生存体验升华为审美愉悦,她的淡泊宁静使她能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展示动荡岁月的乖谬,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创痛。

  二是怀人记人之作。一部分是怀念亲朋的,如《回忆我的父亲》《记杨必》《记钱锺书与(围城)》等追忆亲人,《记傅雷》《怀念石华父》《纪念温德先生》记叙朋友。另一部分是以普通人为回忆对象,描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如杨绛自己所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无论何种,她都能舍大取小,以温情的细节结构篇章,既无阿谀溢美之辞,也无辛辣尖刻之语,文风朴实、真诚,远离功名利禄之心。

  写自家亲人的散文因为爱之深、感之切而尽情尽兴。父亲的严厉而温情,母亲的温良和慈爱,多次出现的“放焰口”,求母亲“真吃”瓜子

  等细节,都让读者心中泛起股股暖流。写姑母杨荫瑜的种种不合时宜,怪怪的性格、打扮、行为以及死后怪模怪样的棺材,让人对其坎坷别扭的一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写丈夫钱锺书的“痴”情种种,令人对大学者油然而生亲近之情;写小妹妹杨必的宁静、要强,童真的描述惹人心动。活泼、生动,重性、重情,使杨绛对家人的感情跃然纸上。

  抒写友情的文章中最出色的是《记傅雷》。傅雷的严肃和含笑、固执和随和、孤傲与孤弱、认真和谦虚……,一件件生活小事使傅雷复活了一般。如写傅雷在客厅待客时:

  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

  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唉,傅雷就是这样!”个性鲜明的大学者形象就这样被杨绛真真切切地立在读者面前。

  写普通人的散文主要有《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赵佩荣与强英雄》《林奶奶》《老王》等。对于这些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杨绛充满了爱心和同情。她善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摄取富有典型性的语言和细节,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美质和弱点,反映出他们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可怜的顺姐、能干的林奶奶、厚道的老王,还是痴阿福、笨阿灵、爱吹乎的赵佩荣都写得活灵活现,表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情和理解。这类作品在整体叙述中偏重“他人”,注重人物刻画而非作者自身感情的抒发,可以称作是小说化的散文。

  三是追忆旧事的散文,如《大王庙》《闯祸的边缘》《小吹牛》《黑皮阿二》《吾先生》《“遇仙”记》《客气的日本人》《第一次观礼》等,大抵是作者以过去年月的记忆为材料,兴之所至之作。杨绛完全以平常人的亲近感去抒写往事,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他人,尽可能保持生活记忆的原生状态。写与日本兵对峙后成了众人议论的中心,“恨不能放声大哭”;写得到黑社会头目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几番拿出来卖弄”;写初到大王庙小学的“傻里傻气”;写自己颇觉蹊跷的宿舍奇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回忆自己少女少妇时代的往事,不但没有一点老气横秋、矫揉造作之感,还能写得篇篇生动、处处诙谐、趣味盎然,确非一般。杨绛以她年轻的心使读者在平平凡儿的生活、平淡兀奇的描述中体会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她丰富的生活情趣。对散文家来说,情趣是异常重要的素质之一。这种情趣兼有孩童的天真与义人的雅致,完全没有老于世故的做作和家庭主妇般的庸俗。杨绛能于凡常、琐细的生活形态中发现它,表现它,这与她的个性是极为相符的。

  这类作品题材细小,作者拉家常般的“任心闲话”,显示了杨绛淡泊宁静、真实质朴的个性,也显示了她的自爱、自尊的一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

  四是想象奇特瑰丽的心灵散文,最能显示杨绛的个性气质和艺术品位。《孟婆茶》《软红尘里楔子》是非写实性的,前者写“我”登上了由红尘世界开往西方的自动化传送带在云海弛行,中途要到孟婆店喝茶,据说喝了孟婆茶就能将一切忘干净。在孟婆店上楼的人可以回顾一生从而撂下一切,不想上楼的人就要抛掉“身上、头里、心里、肚星”的“私货”,因为“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杨绛觉得自己夹带着好多“私货”,要及早清理。

  后者虚拟了女娲与太白星君的对话,女娲感叹天地破败得不堪收拾,战火愈烧愈烈,瘟疫愈出愈奇,现代化污染了江湖海洋,天灾也到处肆虐,而芸芸众生却蒙在软红尘黾,懵懵懂懂,只争求自己的幸福。显然,所谓梦境和神域都是杨绛人生经验、人性思索的外在表现手段。她借助玄妙、神奇、象征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倾诉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她对现代社会弊病的洞察和忧虑,她对自我的大胆解剖,使这两篇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隐身衣》和《读书苦乐》也是杨绛阅尽人间世事的智慧结晶。世人若要能得到“卑微”制作的隐身衣,就能“万人如海一身藏”,摆脱羁束,自由邀游;就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地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读书,被杨绛生动奇绝地喻为“隐身”的串门儿,不论古今中外的名人,都可以登堂入室或不辞而别,洗耳恭听或抽身而退;每一本书都是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面别有天地日月,书的境地贯通三界一一现在界、过去界、未来界。作者以其博古通今的文化优势向读者尽情展示读书的“乐在其中”。

  这类散文以流畅洒脱的文笔,带读者畅游作者的人生体悟和心路历程,在想象、诗化的艺术境界中显示出作者心灵的自由自存、人格的旷达冲淡、思想的深邃奇妙、性情的谦和练达,大有一种非杨绛不能为之的感觉,这是杨绛人格修养和艺术修养的集中体现。

  杨绛散文充满了童心、爱心、真心,洋溢着人心、人情、人性,她把自己复杂的人生况味体验升华为散文创作,为文坛献上了一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

  首先,杨绛的散文显示了她丰瞻的学识、实在的生活体验和高尚的人格修养。杨绛的人生经历使她在学识、生活历练、人格修为上极占优势,她通晓天文地理、中外文章,思路开阔无滞,下笔信马游僵;她淡泊功名利禄,超脱尘世浮华,以平常心宽厚细腻地对待生活;她阅尽浮沉,能把深度的人性体验缓缓倾诉,洒脱而不失柔情,颇具大家风范,与所谓女性散文的“小家子气”绝缘。

  散文是非常个人化的、展示作者人格的文体,杨绛的学识、才情、人格修养渗透在她的散文作品中,自然率真地流露着,情是心灵深处点滴渗涌而出,思是人生体验百炼而生,情思相融,深远绵长。

  其次,杨绛的散文以平常心写平常事,谦和自然,淡泊宁静。杨绛平和超脱,无论题材还是手法,她都能超越世俗,把审视的焦点放在平凡的生活中,信手拈事,随意写情,追求情感的自由和自然,情愫从容而富于情趣。

  以小见大是她常用的手法,无论是写文革还是忆亲朋,或是写自己都是如此。“文革”给他们这对国宝级的夫妻学者带来的心灵痛苦和肉体折磨,常常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给默存找出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欣赏。

  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 改为“和尚头”……

  剃“阴阳头”、挂“罪名牌”的恶劣行径曾经使众多知名人物不堪忍受而撒手人寰,杨绛却能泰然面对。你有你的千变万化,我有我的一定之规,生活可以失常,我的心态却不能偏离正常。这种平常心源于她的淡泊宁静,源于她的超凡脱俗,源于她不平常的经历和感受,是生命体验升华后的平实。在这种平常中,作品显得亲切、朴实、真诚。

  第三,杨绛的散文情真意浓而又淡淡如兰。其文几乎篇篇关乎情:父女情、母女情、夫妻情、姐妹情、朋友情、世态人情……。虽然她历经磨难,却传达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杨绛和钱锺书的爱情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杨绛笔下,“默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他们相互扶持共度一生,彼此间的关爱、体贴、依恋,真真羡煞人。干校劳动时两人分住两地,虽能每日一见,却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上坐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摞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没有一句热烈煽情的话语,但跳动着情感的音符,蓄积着浓浓的深情。这深情融入在生活的长河中,温柔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寸土地里。它如幽兰的淡淡馨香默默地在人们心间传递,它轻轻地拨动着人们最敏感的心弦,使读者不知不觉置身于温馨的氛围中,充满了感动。

  第四,杨绛散文的语言平实晓畅,幽默诙谐,自有神韵。杨绛不事雕琢,尽去粉饰,很少故意选“眼”,很少发挥,更无故作高深的严肃,玩昧理性。一切都那么平易畅达。同时,作者淡泊达观的生活态度使她有意无意间都在幽默调侃。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象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的意想不到的妙处。

  这种充满喜剧性色彩的戏谑式语言在杨绛的散文中俯拾即是,那自在自然的洒脱情怀与生动自如的洒脱笔墨完美地结合到一处,令杨绛的散文韵味十足,掩卷仍不禁会心冥想。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杨绛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创造了散文家园中的艺术精品。

  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杨绛的创作的确“随遇而作”。杨绛曾回忆,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20世纪80年代后,“走到人生边上”的杨绛,进入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1981年,《干校六记》出版,这一年她70岁;1988年,《洗澡》首印,她77岁;2003年,《我们仨》问世,她92岁;2014年,《洗澡之后》出版,她103岁。

  “我特别佩服老先生,她一辈子没偷过懒。”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感叹,晚年的杨绛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杨绛的勤奋与思考,得到了读者的热情回应。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杨绛文集》,当年即获重印,此后又重印4次,总印数达1.6万套。2014年出版的九卷本《杨绛全集》也已发行了1万套。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绛著译七种》,不久前刚刚重印。同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截至2013年共印刷38次,总销量超过200万册。《干校六记》先后有英、法、日、俄等多种译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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